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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隆基、协鑫们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已经成为企业得以生存与发展、赓续与传承的最重要基因。
前不久,《财经》问了振国总这样一个问题:对中国光伏产业之所以崛起的诸多要素有很多归因:产业政策、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企业家精神、工程师红利、技术进步。这几个要素,您排第一位的是什么?
李振国这样回答,是技术进步。工程师红利跟技术进步有极强的关联。工程师群体相对低成本地推动了技术进步的加速,光伏的行业的土壤也接纳了这些工程师。有了技术进步,就好像你
有一身功夫,还需要一个大舞台,产业政策就是舞台。
通过李振国在隆基25周年上的演讲,我们也能深刻感受到这一点。过去25年,隆基改变了光伏行业,靠的是技术进步,未来2
5年,也将依靠技术进步:
“在遇到战略问题或者疑难抉择时,(隆基)遵循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
第一性原理
。我是兰州大学学物理的,喜欢从骨子里考虑事情,从根本原理逻辑上思考问题,所有问题都要追踪到最后的“为什么”。
到底能不能说清楚;第二个原则就是
立足未来
,我们不仅要看今天,还要看三五年以后,甚至更长远的时候,局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隆基“不惜血本砸研发,并且迅速地导入到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当中
,形成技术领先、产品领先和成本领先的核心竞争力。”
技术领先,不只是隆基的路径依赖,更是公司战略的底层逻辑。
笔者再试图解读一下非官方信息。辞去公司负责人职务,是当选两院院士的必选项,而不是可选项。
中国工程院2025年增选指南规定,“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及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这一条适用于所有企业,也包括上市公司。这里的“企业负责人”,包括了
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也涵盖了上市公司的董监高。
同时,参选院士的人员,“允许保留首席科学家、研发顾问等纯技术职务(需在公告中明确)无管理权限”。
最近几年,上市公司董监高因为参选院士辞去行政职务的案例并不少见。比如科前生物前任董事长陈焕春、苏大维格陈林森等等。
那么,撇开隆基不谈,那么在市场中有没有公司创始人及实际控制人,不在公司担任董、监、高职务的吗?
真有,举两个著名的例子: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两人均不在公司担任负责人,但通过特殊
的制度设计,加上强大的文化影响,依然可以实现对公司的实际控制。
振国总是第
一大股东,其对公司的实际控制,甚至不需要像任正非通过
工会持股会、马云通过合伙人制度 + 董事提名权这样的
特殊安排来实现。
笔者认为,振国总的请辞,更接近于同样是技术出身的比尔・盖茨。202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比尔・盖茨宣布
永久退出微软董事会,也不再担任微软任何监事、高管职务,其角色已完全转型为技术顾问与战略影响者。
值得一提的是,
比尔・盖茨经过数轮对外捐赠,其只是微软的第七大股东,持股
1.39%,甚至比前CEO 史蒂夫・鲍尔默的4.5%都少很多。但是,
比尔・盖茨的
“创始人光环”始终获得管理层的尊重,对微软影响力巨大。
总之,退出董监高,至少不是丧失对公司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