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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伯克夏大会于六月初在纽约长岛召开，仲夏时节，长岛雾气氤氲，草木葱茏，很有几分当年露易丝·布朗挑选的夏季别墅的风姿。与会议初创时期不同，如今伯克夏大会的内容更为多元：大会并不限制与会者的性别、国籍和研究方向，与会者中不仅有男性学者，也有关心性别议题的艺术家、女权和LGBT组织的活动家、相关领域的策展人和博物馆负责人，等等。会议持续四天，包含近两百个不同主题的报告、小组研讨和主题活动，议题之丰富、表现形式之多样，令人眼花缭乱。细究起来，会议每个环节确实都在某一方面与“女性”或“性别”有关：也许作者是女性，也许研究对象是性别、身体或家庭，也许发言人在酷儿组织工作多年，也许只是想听听女性知识分子观众对自己新制作的电影的反馈……
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伯克夏大会不再是被学界边缘化的女性历史学家抱团取暖的职业组织，更像是泛性别研究领域的跨国思想网络。
纽约长岛萨加莫山（Sagamore Hill）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故居图：US National Park Service
伯克夏大会之所以从30年代美国东北部女教授的暑假小聚，演变为今日国际化、多元化的大型会议，本身就与美国大学中女性的崛起密不可分。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第二波女权主义的浪潮，女性学者在美国大学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74年，女教师在美国大学全职教师中的比例是22%，如今，这一比例是42%。更重要的是，随着更多年轻女性的自我期许从家庭主妇转向职业女性，读大学就成了她们人生规划的必要环节。从60年代开始，美国大学中女生的比例一路飙升，再加上战后婴儿潮的余波，以及1968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将性别纳入“平权法案”范围，这都提高了60到70年代的女性大学入学率 。1960年，美国大学中的总体男女比例是1.6比1，而仅仅二十年后，美国大学中男女学生的数量就基本持平了（目前全美大学生性别比约为0.75比1，女生多于男生）。
高等教育体系中女性比例的大幅提升不仅改变了女性历史学家在学界的地位，也为妇女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这个新兴的、庞大的知识女性群体对以女性和性别为主题的研究很感兴趣，她们将成为第一代妇女史研究的作者和读者，而伯克夏会议也在因缘际会下成为了这一新史学分支的策源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