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经常一起向汉武帝奏事，事前两人私下协商统一意见口径，但到了朝堂上却发生了变化，公孙弘善于揣摩汉武帝的心理，只说些汉武帝喜欢听的话，而不顾以前与汲黯等人协商好的意见，所以，汲黯气急之下当场责问公孙弘说：“山东人惯于欺诈而不讲情义
（齐人多诈而无情）
，开始我们一起商量好的意见，现在都变卦了，实在是不讲忠信。”看来公孙弘言行不一的作风在汲黯眼里就代表了当时山东人的一贯风格。一直到了唐代编撰的《隋书》里，魏征在照抄了班固对于山东人的评价之后，还不忘补充一句，“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说明直到隋唐时期世人对山东人的观感也没什么两样。
到了明清时期，士大夫眼中的山东人总算不再以“多变诈”著称，这可能与元明鼎革造成的人口置换有一定关系。元朝末年，鲁西一带已是“但见荆棘丛，白骨翳寒箨”。随之而来的几十年战争，更给北方经济带来摧残。明初，山东东昌几乎成了无人区，以致在洪武年间成为明廷移入人口最多的地区。
明代后期的浙江台州人王士性曾经写过一本《广志绎》，成书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
（1597）
，王士性其人，知名度不高，仕途最高至正四品的鸿胪寺卿，曾在广西、河南、山东、北京、南京等地任职。因为王士性曾在各地任职，所以他有机会到各地了解风土人情，故而《广志绎》此书在描述各地的人文风俗上要比同时代的《徐霞客游记》强。
这本《广志绎》说北京人“都城众庶家，易兴易败”，又说山西人“习俗俭朴，有上古之风”，但从书中对各省评头论足里可以看出，作者对山东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只是在说到青州府
（今山东潍坊一带）
的时候提到一句“青州人易习乱”而且“蹴鞠六博之俗犹有存者”，大约有那么一点尚武之分，不过也仅此而已。
清代前期的苏州人褚人获
（字稼轩）
也写过一本《坚瓠集》，所谓“着坚瓠小史，成四十卷，于古今轶见异闻事，所载略备”。这本书里收录了明清之际士大夫之间对各省人的绰号，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地域黑”合集。其中称呼江西人是“腊鸡”，原因是元时江西人常以土产腊鸡作为礼物送人，后来成为南方人的诨号。浙江人则叫“盐豆”，以盐豆下饭，自然是讽刺过于节俭
（吝啬）
。《坚瓠集》也没有放过山东人，大号曰“胯
（侉）
子”。这个词本指口音与本地语音不同的人，在晚近的苏、皖北部还很常见；结果在明代变成了山东人的特指，自然也就意味着当时的士大夫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山东大汉”的存在。
说起来，在宋代之前，无论哪里的“大汉”其实都是不存在的。这个词向来是汉代人对本朝之称，就像班固在《封燕然山铭》所写的“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用来指人的“大汉”要晚至南宋年间才出现，初见于岳珂（岳飞的孙子）的《桯史》，也就是“时姑苏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长皆丈有二尺，里人谓之唐大汉”，但这个词真正变得家喻户晓，要到明清时代的白话小说流行之时了。
无论是《广志绎》抑或《坚瓠集》，其书流传都不广。起码比起明清时期兴起的白话小说，只能算是小众读物。对于讲究和追求高雅之作的士大夫来说，此类小说登不上大雅之堂，只是所谓的“小道”作品，但在市井民间，诸多白话小说在问世后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受到了极大的追捧，成为当时极受欢迎的“畅销书”——譬如褚人获所作《隋唐演义》就远比其《坚瓠集》知名度高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