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当代中国人口密集的城市，居民们一般需要两类设施：一是家庭居室内卫生间配备的冲水马桶，二是外出时需要的公共厕所。这两种设施都需要有完备的下水排放或污物处理系统。现实的情形是，实际使用公共厕所的人往往就是都市社会的底层人群，如胡同居民、尚无稳定居所的流动人口等。媒体和一般公众对于城市公共厕所卫生状况的指责，和对利用者欠缺“公德”的排泄行为的指责之间存在着重叠关系，这些批评相对较少地指向城市公共厕所的管理缺失。最为常见的解释是，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观念和（排泄）行为滞后于都市社会文明生活方式的要求。显而易见，和“私厕”（家厕）相比，“公厕”问题在中国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
8
］
201-208
。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厕所问题”内涵着多层面的级差状态。它有可能以城市对外地人或乡下人的拒斥表象出来，例如，大量的都市基础设施，甚至包括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厕所，往往回避向公众开放的义务。厕所问题作为城乡差距的一个侧面，往往很容易成为歧视乡下人
/
外地人和城里人
/
本地人优越感建构的依据。
更为尖锐和大声地批评中国“厕所问题”的，主要是列国来华人士及相关媒体。
1978
年
,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海外观光客蜂拥而至，生活在现代都市或工业化社会的游客来到仍旧是农业国家的中国，从发达国家的立场观察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遭遇“厕所问题”或对中国厕所有惊人“发现”，感到严重不适，这并不奇怪。
20
世纪
80
—
90
年代，中国的厕所屡屡成为外国记者的题材，据统计，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批评过中国城市厕所问题的国内外新闻机构有几百家之多，相关报道文章数以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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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批评让中国读者汗颜，但官方的《参考消息》依然持续不断地做了很多翻译和介绍，保持了开放和谦逊的基本姿态。正是这些“老外”直言不讳的批评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中国改良厕所的努力。较早的努力是在全国所有的旅游景点、旅游线路，逐步设立相对较为体面的厕所，并对厕所进行评级。一个时期内，整个旅游系统的工作就是引导游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旅行，从机场到宾馆，再到景区景点，导游的职责之一就是尽量减少“老外”们接触普通民众所使用的那些不堪入目的厕所。
三、自上而下的厕所改良运动
由于厕所问题涉及中国各级政治精英均较为看重的国家形象，因此，很多相关努力就是自上而下推行的。1990年前后，借助北京市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契机，北京市政府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容整洁行动，其中包括增建、改建公共厕所并开展卫生整治。
1984
—
1989
年，北京市新建、改建公共厕所
1300
多座，改建贯通下水道的溢流粪井
1000
个，扩大公共厕所面积
1.6
万平方米，增加坑位
3300
个，并使
6000
多座公共厕所初步实现了水冲。状况虽有些微改善，但依然捉襟见肘。截至
1993
年底，北京市大约有公共厕所
5.7
万座，但其中仅
6800
多座是由环卫部门管理的；
70%
的公共厕所分布在胡同小巷，而主要街道和繁华区仅有
200
余座。按照当时的国家标准，北京
90%
的公共厕所都极为简陋，属于第四类。这些无隔挡的厕所，其实就是一排蹲坑，卫生状况非常糟糕［
10
］。
在上述背景下，早在20世纪
80
年代末，就已有有识之士大力主张在中国推进一场“厕所革命”［
11
］
1-5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公共媒体上则首次出现了“公厕革命”的讨论。
1994
年
4
月，由娄晓琪牵头的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当时，笔者也是该课题组的成员），连续在《北京日报》发表《北京的公厕亟须（此处原文为“需”）一场革命》《步履艰难的公厕革命》《公厕革命的出路何在？》等评论，提出要开展全民动员的公厕革命。
1994
年
7
月，该课题组制定了《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方案》，截至当年
11
月中旬，共收到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和美国、澳大利亚的作品
340
多件；随后，还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获奖作品展，旗帜鲜明地倡导“公厕革命”，这对当时北京市民的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随后，
1995
年北京市举办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
2008
年北京举办奥运会、
2010
年上海举办世博会等，基于维护首都威望和展现国家形象的逻辑，北京和上海屡屡展开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公共厕所问题事实上成为对市政当局最具压力的考验［
12
］［
13
］。
2004年
11
月
17
日，第四届世界厕所峰会在北京举行，这在中国尚属首次。当时，北京市的规划是到
2008
年，“城区”新建、改建二类以上标准公共厕所
3700
余座，所占比例达到
90%
，逐渐取消三类及以下卫生设施不达标的公厕；“近郊”的二类以上公厕的比例达
60%
；“郊区城镇”的二类以上厕所的比例达
30%
。这类规划虽然有助于缓解问题的严峻程度，但形成了区域级差状态，很难说具有普惠性。上海市的公厕短缺问题比北京略好一些，但同样存在布局不合理、男女厕位失衡、市民“不文明”用厕行为等诸多问题，为此，上海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公共厕所服务体系，致力于增加投资和强化管理，探索厕所市场化运营的机制等对策。于是，在北京和上海均陆续建立起一批收费厕所，其设施比较齐全，并有专职的保洁员。中国有许多城市采用了公厕“市场化”的路线，通过收费维持经营管理，但程度不等地存在“重收费、轻管理”的现象。随后有关公厕经营模式的争论，焦点之一就是“市场化”还是“公益化”（免费）。
和“国家形象”类似的还有“地方形象”。不少地方城市也相继有过一些具体的改厕实践，其中较著名的有
2000
年桂林市长李金早在桂林推动的旅游厕所革命、
2003
年南京市长罗志军在南京倡导的公厕革命，以及
2008
年山西省临汾市建设局长宿青平推动的临汾公厕革命等。
2001
年，国家旅游局在桂林召开“新世纪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研讨会”，在中国这是第一次以厕所为主题的全国性会议，会上发表的《桂林共识》成为中国第一个关于推进“厕所革命”的共同宣言。《桂林共识》的基本内容是：没有旅游厕所管理水平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业的现代化。桂林旅游厕所革命的具体做法是“政府推动、以商建厕、以商养厕、以商管厕”，采取市场运作方式，在桂林城乡先后建设了
849
座旅游厕所，这使得城区和旅游景点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
5.7
座旅游厕所，远远高出国家标准，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桂林市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的落后面貌，改善了旅游环境、投资环境和市民生活环境。
2000
—
2015
年，桂林经过长达
15
年的持续努力，已经实现了旅游厕所的全域景点全覆盖，大幅度地改善了海内外游客的桂林印象。
桂林作为国际旅游城市，其厕所革命的动力机制更多地源自各国游客的观感和印象及其对市政当局带来的压力，正是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形象焦虑”，推动了大举改善厕所的文明化运动。与此相对，在中国内陆的小城市临汾，厕所革命的兴起却多少具有“内发”的属性。众所周知，全国范围的都市化进程不仅带来了城乡景观的巨变，即便是在内陆的临汾，它也使城乡居民所面临的“公厕”短缺和如厕困苦局面进一步突显出来。好不容易进一趟城的乡村婆婆发誓“这辈子再不进临汾城”［
14
］
21-38
，意味着民众遭遇的如厕之苦难和羞辱，成为市政当局无法推卸的责任。正是此种“内发”性驱动，促使临汾市干部群众经多方实践和艰辛努力，终于大幅度地改善了当地民众的如厕环境，甚至其“城市公厕项目”还在
2012
年
12
月获得了第九届改善人居环境“迪拜国际最佳范例奖”。无论是基于“外来”挑剔所构成的国家或地方形象的压力，还是出于“内发”性驱动要去化解普通民众的困扰，中国的厕所革命在
21
世纪初开始提速，并逐渐获得实质性进展，这也表明中国已经和正在更为彻底和深刻地卷入到厕所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之中［
14
］
7
。
2014年，曾在桂林推动厕所革命的李金早转任国家旅游局长，
2015
年年初，国家旅游局便开始在全国推动旅游厕所革命。李金早认为，旅游厕所虽小，却是游客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第一印象，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也直接关系着旅游产业、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15
］。
2015
年
4
月
1
日，习近平专门就厕所革命和文明旅游作出批示，要求从小处着眼，从实处着手，不断提升旅游品质。因为有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和政府部门的主导，“厕所革命”前所未有地成为国家的文明工程。
2015
—
2017
年，国家旅游局推动的厕所革命迅速具备了全国性规模，较短时期内，各级地方政府均成立了厕所革命领导小组。国家旅游局出台《关于实施全国旅游厕所革命的意见》，修订《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提出“数量充足、卫生文明（干净无味）、实用免费、管理有效”的具体要求，希望用
3
年时间，通过政策指导、资金调配和标准规范等多种途径，力争到
2017
年在全国新建厕所
3.3
万座，改扩建厕所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