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二线城市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栋梁。这些城市汇聚了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产出了中国约38%的GDP；尤其是这些城市在聚集大批人才的基础上，成为中国技术创新的发源地；这些城市拥有较为完整的金融体系和充沛的金融资源，它的金融安全意味着国家的金融安全。
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还承担了建立国家科创中心的重任，肩负着引领中国科技发展的职责。守住部分大城市郊区耕地的防线，不能越雷池一步，比起这些城市的长期健康发展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究竟孰轻孰重呢？
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解放一下思想，通过改革将这些一、二线城市中的部分农田用某种形式释放出来？
如重庆推行的地票制度将耕地置换出来，就是一种十分有益的探索。中国有句俗话叫“堤内损失堤外补”。近年来，全国每年大约消失6万个自然村。为什么不能站在全国统筹的角度、通过这些自然村的复垦来置换大城市合理地占用农田、平抑城市过高的房价呢？退一步讲，即使是减少一定数量的耕地来换取部分核心城市竞争力提升和国家科创中心的确立，又何乐而不为呢？
国际上大城市的土地利用结构与我国大城市相比明显不同。纽约和东京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44%和73%，而工业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分别仅为3.9%和5.1%。而北京、广州和深圳这两个数字分别为28%、29%和26%；22%、32%和36%。大城市居住用地占比较高既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客观表现。
该占比持续提高是通过工业用地和农村用地占比逐步缩小来实现的。如果一个城市不能伴随经济发展规律同步适时调整这一占比，那么住房价格持续上升就难以避免，因为市场供求关系会长期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
十多年来市场变化已清楚地证明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失衡主要不是需求侧问题，而是供给侧问题；
房价持续大幅上涨主要不是全局性问题，而是部分大城市的问题
；投资和投机交易活跃主要是在少数大城市，而没有发生在全国广大地区。
而发生在部分大城市的供给侧问题的实质是政策和制度僵化，调控和管理未能针对供求关系变化实事求是地进行前瞻和及时的调整；导致土地资源被人为地束缚，得不到合理地运用，其结果是部分大城市的供求关系被长期扭曲。
建立房地产市场管理长效机制，必须真正解放思想，突破传统思维，站在战略高度和更大格局来看这一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摒弃“作茧自缚”；从供给侧入手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保障土地供给，在动态中形成合理的供求关系，从本源上解决这一“世纪难题”。
一种观点认为，大城市增加居住建设用地会导致大城市人口增长过快。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担忧。供给只是一方面，供给增加并不意味着需求管理完全放开，需求方面的管控仍将继续实施。可以通过严格的外来人口购房管理，控制人口流入的规模、速度和节奏。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近十年来对人口流入的管理已积累了不少经验。
现在的问题是，仅靠需求侧管理不足以有效平衡大城市住房的供求关系，需要供给侧同步进行改革，以增加有效供给，实现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城市群发展已经成为下一步城镇化的主要途径。伴随着高铁的快速发展，城市群内中小城市的迅速崛起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大城市人口流入的压力。
因为伴随着地理空间的收缩，城市群中的小城市居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享受到了大城市的教育、就业、收入和消费等多方面的好处，但居住成本却依然低廉。这也就是去年以来一批城市群中三、四线城市房价较快上涨的缘由。更何况部分一、二线城市房价已经高得离谱却依然高烧难退，导致部分外来人口已经望而却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