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也总会出现在这些清单上。
日本木材也进入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并且如前所述，也是中国寺院的重要建筑材料来源。著名诗人、士大夫陆游
（1125—1210）
，是位于长江三角洲的绍兴人，他曾在《家训》中写道：“厚葬于存殁无益，古今达人言之已详。余家既贫甚，自无此虑，不待形言。至于棺柩，亦当随力。四明、临安，倭船到时，用三十千可得一佳棺。念欲办此一事，窘于衣食，亦未能及，终当具之。”看来至少在对日贸易发达的宁波以及径山寺所在的杭州，日本木材的供应降低了棺材的成本。南宋时编纂的宁波地方志记载了一条名为“棺材巷”的小巷，它可能是一个出售以日本木材为原材料的棺材的市场。
对国内木材运输征收的重税以及运输成本本身大大提升了中国生产的木材价格，这使得进口的日本木材在价格上具有竞争力。1173年，南宋文人范成大在从杭州到桂林的旅途中观察到木材的重税情况：
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赀，比及严，则所征数百倍。严之官吏方曰：“吾州无利孔，微歙杉不为州矣。”观此言，则商旅之病，何时而瘳。盖一木出山，或不直百钱，至渐江乃卖两千，皆重征与久客费使之。
斯波义信还提到，从广西钦州运来的原木，到广州或泉州造船时，价格上涨了10倍。
相比之下，宋代日本木材的进口税要低得多，这使进口木材在中国市场上具有优势。进口税由市舶司收取，有市舶司或其分支机构的港口会在海岸附近设置市舶亭或来远亭。所有往返海外的船只都必须在这些机构报到，以便官员们检查其货物。检查后，货物将被存放在港口的仓库。
完成检查后，官员们首先收取关税，然后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收购商品。如果商人被发现在纳税前将货物从仓库运走，无论数额有多小，官员都会没收他们所有的货物。税率和政府采购的比重随时间的推移和商品的不同而变化很大。宋初，政府规定商人要缴纳货物总值20%的关税。此外，市舶司官员还挑选质量最好的商品，并采购全部货物的一半。11世纪中叶，关税一般为货物价值的10%，而官方采购则占整批货物的30%。到11世纪末，货物被分为两类：“细色”和“粗色”。“细色”指珍贵且易于运输的商品，如珍珠——其中许多是从日本进口的；“粗色”则较为便宜且体积较大，如龟甲和苏木。随着时间的推移，具体的分类也发生了改变，绍兴十一年
（1141）
，“倭板”与许多其他种类的木材一起被归入“粗色”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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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庆四明志》郡志卷第六市舶条在
从日本进口的商品清单中列举了“松板、杉板、罗板”
1141年后，税率的波动更加剧烈。在南宋税负最重的时期，市舶使征收的关税高达整批货物的70%。另一方面，一些年份里税率会降到5% 以下。这种剧烈的波动反映了宋朝廷和商人之间的角力：
朝廷的目的是增加税收以扩大收入，但过高的税率抑制了商人运输商品的意愿，助长了走私现象。
例如，由于此前几年的高额税收导致抵达船只过少，宝庆三年
（1227）
，宋廷决定将来自日本和高丽的船只关税降至5%左右。
国内运输本地木材产品成本较高并不是日本木材在中国受欢迎的唯一原因。在南宋时期，迁都杭州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型建设项目
（包括扩建和修缮寺庙）
，导致该地木材严重短缺。淳祐二年
（1242）
，宁波文人魏岘写过一篇关于水利的文章，指出长江下游三角洲森林砍伐十分严重，以致引发了环境危机。根据魏岘介绍，早年间，宁波附近的山上长满了高大的树木，溪流两岸长满了竹子和灌木。因此即使水流湍急，沙土也会被树根锁住，很少被冲走。但到了13世纪，木材价格飞涨，人们便开始携带斧头进山砍伐：“
（近年以来，木值价高，斧斤相寻，）
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亦为之一空。大水之时，既无林木少抑奔湍之势，又无根缆以固沙土之留。”由于长三角木材短缺，且博多和宁波之间拥有成熟的海运航线，从日本向中国运输木材变得易于实现且有利可图。
在径山寺等待 1000 块倭板的同时，中国的其他一些寺院，包括宁波最负盛名的两座寺院——天童寺和阿育王寺——也在大约同一时间收到了来自日本的建筑木材。宁波杰出的士大夫楼钥
（1137—1213）
曾记载天童寺千佛阁的建造情况，其中包括日本僧人荣西向天童寺运送木材的信息。b 据楼钥记载，淳熙五年
（1178）
，孝宗
（1127—1194，1162—1189 年在位）
将御书墨宝赐予天童寺，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前来朝拜。为回应孝宗的优待，天童寺方丈想要扩建寺院。此时第二次来华的荣西正在天童寺学习，他告诉住持，他与日本当局关系密切，并承诺返日后将送来优质的木材协助建设。荣西确实信守了诺言，他从日本送来的木材建造了四十多个房间。现有的资料不足以确定提供给天童寺的木材是交易行为的一部分还是单纯的礼物，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寺院非常重视从日本收到的木材，甚至邀请楼钥记录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建造高档建筑需要优质木材，而生长快速的本地商用木材并不理想。当时的日本恰好可以提供优质木材。日本西部的周防府是优质木材的宝库。12世纪末，在奈良重建著名的东大寺时，负责监督建筑工程的僧侣重源
（1121—1206）
专门建立了一个由“别所”组成的网络，用以将木材从周防运输到奈良。该网络还包括日本西部的重要港口，为向海外运输货物提供了便利。鉴于重源和荣西关系密切——他们曾在 1168 年一起拜访过宁波的寺院，而且荣西后来接替重源成为监理东大寺寺务的别当——荣西送往天童寺的木材可能也来自周防。
回到我们研究的主要个案，径山寺在寻找建造和修复所需的木材时遇到了许多困难。在本章开头提及事件发生的几十年前，即1199年，径山寺因火灾而严重受损。宁波文人楼钥也记录了这次重建过程。火灾后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重建寺院，当时的住持蒙庵元聪禅师亲自带领弟子四处化缘，甚至连皇室也对他们加以赏赐。听闻此次事故及朝廷的资助后，越来越多的施主加入进来，捐助人数达到了数万人
（楼钥在这里可能夸大了人数，就像文人在称赞寺院的非凡成就时通常会特意夸张那样）
。然而，即使有了这么多的帮助，资金仍然不足，于是住持元聪又让另一位弟子去更远的地区募捐，最远到了福建。楼钥将整个过程概括为“上资国力，广集喜舍”。实际上，获取木材尤其困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楼钥写道：“
（径山寺）
又命南悟等广募闽、浙、江东、西良工，伐木于山，日役千辈，斤斧之声震动山谷。”
1199年径山寺在需要木材进行重建时遇到了很多困难，这让我们了解到，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径山寺的僧人是多么感激从日本及时运来的木材。
尽管困难重重，仍成功为1242年后径山寺的重建输送了木材的这一网络，包括了佛门师徒关系、供养人与委托人关系以及贸易合作伙伴关系。正如本章导言所言，现存文献中的细节呈现了一幅难得一见的画面，让我们确切地了解到这些关系如何形成，关系网络如何维持并扩展，最重要的是，它如何为参与者提供关键帮助并使他们在海外贸易中获得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