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就无法管理风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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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发生2天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 图片来源：华声大视界

对切尔诺贝利灾难，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总结：有人归之于反应堆设计缺陷，有人归之于行业管理不善，更有人上升到前苏联的体制：核电站从设计、管理到日常运营都极度草率马虎，是苏联高度僵化和无能的官僚体制种下了恶果。

灾难固然可怕，更令人感觉荒诞的是政府在灾难发生后的信息处理方式。

虽然时值戈尔巴乔夫刚刚提出“公开性”的时期，人们还是在上级长官的行为而不是在媒体的报道中寻求真相。

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首席工程师克哈诺夫去到隔离区，发现当地的农民依然在种地，妇女依旧在哺乳，孩子们一如既往地坐在沙坑里玩耍。食物被放置在露天环境里，它们已经称不上是食物了，而是辐射污染的副产品。

他问领导该怎么办。领导回答说：“带上你们的测量结果。看电视。”而在电视上，戈尔巴乔夫安抚民众说：“我们已经迅速采取了行动。”

当党领导服着碘片到现场视察时，有人确保他们在专门新铺的三层沥青上迈动方步，而同一时刻，当地储存的700千克浓缩碘却被锁在仓库里，没人敢拿出来发放给民众用于防辐射。原因是？没有收到上级长官的命令。

普里皮亚季的一处幼儿园。图片来源：华声大视界

国家安排投放到当地的防毒面具，也没有发放给民众。为什么？地方官员解释：为了避免造成恐慌。一位大学教师回忆：“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辐射、关于广岛和长崎的书，甚至就连有关X射线的书都消失了。有人说这是从上面传达下来的命令，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恐慌了。”

政府甚至要求医疗人员在对被核辐射感染的志愿清理者的诊断中，不要使用“急性辐射综合症”，而是用其他术语代替。

甚至灾难一开始都是由外国人首先披露的。

瑞典核电站工作人员首先测到他们的工作服上出现了放射性粒子，追踪其来源，发现位于乌克兰-白俄罗斯边境。在污染云层向西部和北部大肆飘散的时候，苏联官方毫无动静。将近三天之后，塔斯社才发布了一条简讯，承认事故的发生。苏联也因此丧失了快速获得国际救援的机会。

直升机在事故周围喷洒净化物质。 图片来源：华声大视界

一名当时的核能研究所所长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 这是一个权力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 国家永远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轻如鸿毛，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人民对上级领导的畏惧远胜于对原子的恐惧。每个人都在等待上级下达指令，他们在等待上级的电话，可是没有一个人主动地为自己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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