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逻辑水平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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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是错误的理解。 市场的算法恰恰是帮助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

恰恰是那群智商150的人才会失灵，而不是那群智商90的人失灵。

朱教授说：“它（奥地利学派理论）没有意识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悖论，由私利追逐的东西并不一定符合社会的需要。”

朱教授真的赶不上经济学知识的升级了，还在讲这种私利、公益相矛盾的旧思维。

什么是“社会的需要”？ “社会的需要”不就是社会中每个人的需要吗？

某个人的私利或许不符合“社会的需要”，但市场“算”出来的结果，怎么会不符合“社会的需要”？

如果有人替代消费者做决策，赋予权重的就不再是消费者，其结果才不符合“社会的需要”。

朱教授相信，既然企业家能够预见市场，那么官员同样能够。

朱教授说：“作为知识精英的政府经济决策者，他们对经济总体趋势的判断往往要比普罗大众更合理些。”

朱教授明显没有理解，市场中的企业家尽管努力预见市场机会，但并没有谁事先就确定成功。对结果，企业家不可能事先确定，官员也不可能事先确定，只能由市场“算”出来。

比较优势、套利机会等等，全都是市场的算法“算”出来的，不是人拿着投资方案算出来的。

企业家是在不确定性中接受算法的汰选，而产业政策的思维基础则是确定性，两者的哲学是相反的。 这不是比谁更高瞻远瞩，而是比算法。

1万个企业家根据对市场的预见进行投资，只有100个成功。100个马云中，只有1个马云成功。企业家是拿自己的真金实银来承担结果。

但是产业政策呢？有没有1万个产业政策来供市场来“算”？有没有官员拿自己的真金实银来接受市场的汰选？

没有这一机制，官员博士毕业、详细调研，或以前是成功企业家，都没有用。 没有市场的算法，就没有企业家才能。

最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业进如此评论共享单车：

随着一批批使用共享单车的人在“通勤时间最小化”的规则约束下不断使用这成千上万条“最后一公里”，一个非意图后果出现了，每一条潜在的“最后一公里”被反复骑行的人“赋予权重”，通勤需求越大的“最后一公里”的两端聚集越多数量的共享单车，每一条居住地和公交站点间的“最后一公里”，都被赋予相应的“权重”。于是，共享单车在整个北京城区的空间分布与市民的通勤需求匹配越来越精确、紧密。

……

这就像一个“算法”，这个算法施加在所有共享单车使用者身上，通过“训练”一段时间（例如一周）以后，市民通勤需求与共享单车的存放地空间布局实现了最大可能的精确匹配，从而达到最符合市民出行需求的共享单车的某个空间分布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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