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希腊诸城邦中，雅典城邦内部党争内讧不断，其为害既深且远：贵族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平民在忍无可忍，便揭竿而起，铤而走险；贵族傲慢贪婪，平民怨恨嫉妒，双方势同水火，彼此虎视眈眈，城邦政事废弛，公益不存，乖戾之气弥漫朝野，为此，时任执政官（前594年）的梭伦为此悲叹道：“我举目四望，满怀悲伤地看着。爱奥尼亚人最古老的家园被蹂躏得毫无生机。”梭伦上任伊始，便颁布新法，变革政体，推行新政，旨在消除分歧，弥合党争，颁布“解负令”，减轻民众负担，根据财产划分社会等级，同时依照等级分配公职，赋予政治权利，……梭伦将新法刻于“库尔贝斯”（kyrbeis），立于王者柱廊（Basileios Stoa），宣誓百年不变，冀望雅典从此摆脱纷争，协和城邦，国泰民安。梭伦力图超越派性，弥缝裂痕，却两头受气，无论是匹夫匹妇，还是寡头权贵，都对他横眉冷对、恶语相加：贵族因新法而受损，自然心生怨怼；平民因新法有所得，却贪心不足，得寸进尺。为确保新法落地，消除党争，梭伦本可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以僭主意志支撑共和法权，但他最终拒绝僭主位，转而远走海外，自我流放，云游四方，这正是希罗多德在《历史》一开篇即安排梭伦与克洛伊索斯的那场对话的历史依据。据普鲁塔克，梭伦晚年一度计划完成一部关于“已沉沦的大西洲”的故事或寓言的巨著，其意在讽喻雅典，无奈年世已高，精力不济，只好放弃，后世哲人柏拉图著《克里蒂亚》，重拾这则有关“已沉沦的大西洲”的寓言，其意味和关怀可谓既深且远。
雅典城邦内讧并未因梭伦立法而稍有缓解，梭伦离开后，雅典党争变本加厉，之后雅典国内局势持续动荡近五十年之久（前593-前546），最终，极端民主派（即“山地派”）领袖皮西特拉图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希罗多德叙事至克洛伊索斯攻打波斯前夕派人前往希腊寻找盟友之时，将目光转回希腊，这时的雅典正是僭主皮西特拉图初次当政，希罗多德这样写道：“雅典人在当时雅典的僭主、希波克拉底之子皮西特拉图的统治之下，正在遭受悲惨的压迫，内讧不断。”（I-59）皮西特拉图的夺权之路险象环生，“两落三起”，且几度命悬一线：两次被逐（前559/前556），最终在前546年第三次入主雅典，从此雅典政局才开始趋向稳定。皮西特拉图保留了梭伦的大部分立法，在位期间勤政爱民，雅典市政建设全面提升，民生事业全方位改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如《荷马史诗》的编纂），为此，希罗多德写道：“他原封不动地保留此前已有的各种官职，也不变更任何法律。他根据既有的制度管理城邦，他的政策措施不仅是贤明的，也是有益的。”僭主去世（前527年）后，其子希皮亚斯继位，二代僭主延续乃父一贯的执政作风。而对于皮西特拉图僭主家族的统治，亚里士多德评价说，表面上这个家族在雅典推行的是僭政，其实际表现却与宪政无异。公允来说，雅典国势日隆，乃至后来的崛起，僭主家族的统治功不可没。
然而，雅典城邦在僭主家族统治下的这一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终因前514年那场著名的“弑僭”密谋戛然而止，事实上的僭政一转而成虐政，直至四年后被彻底推翻，后学修昔底德对该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仔细考证。希罗多德的叙事进行到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格拉斯到希腊请援，雅典当时正值僭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时期。由阿里斯托吉吞与其小情人哈摩狄乌斯策划的这场暗杀活动，本是一场因性嫉妒而引起的私人仇杀，却被后来的夺取政权的阿尔克麦昂家族标榜为“民主革命的先驱”，为他们树碑立传，诗词歌赋，纷纷将他们歌颂为“自由”之男神，雕刻大师安特诺尔（Antenor）为两人雕刻纪念像，立于雅典广场供人们瞻仰。在以克里斯提尼为首的新的民主政权的官方历史教科书中，这起本来令人啼笑皆非的阴谋，却被传播为一场充满情怀的浪漫革命爱情剧，而“僭主”、“僭政”、“皮西特拉图家族”从此成为“专制”、“暴政”的代名词。实际情形却是，这场“弑僭”闹剧本身非但未直接推翻僭主家族的统治，希皮阿斯因此反而变得偏执多疑，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对任何可能与暗杀活动有关的人格杀勿论，这就在事实上使本来一直推行善政的僭主政权一转而变得空前残暴，直至四年后，即前510年，一直流亡在外的阿尔克麦昂家族在斯巴达的鼎立支持下，最终推翻僭主家族统治，希皮阿斯辗转流亡波斯，并跟随薛西斯远征军攻打希腊，力图复辟，这当然是后话。僭主统治的被推翻，雅典再度陷入内乱，以克里斯提尼为首的阿尔克麦昂家族与以伊萨哥拉斯集团展开新一轮政权争夺：期间，克里斯提尼先发制人，采行一系列带有民主色彩的新政举措，迎合普通民众的需求，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威：例如他重新设计雅典行政区划，推行由十部落、三十组德莫（demos）、三一区，以五百人议事会取代四百人议事会，以取得平民的支持；克里斯提尼还推行陶片放逐法，据亚里士多德说，此法最初是为希皮阿斯的外孙希帕库斯“度身定做”的，而此后该法名义上是为防止野心家复辟僭政，实际上却沦为政客借以剪除政敌的堂皇利器。眼见克里斯提尼日益得势，伊萨哥拉斯当然不甘示弱，转而寻求斯巴达的支持，而斯巴达也力图另立伊萨哥拉斯为僭主；与此同时，克里斯提尼则向波斯人寻求支持。这一时期由于雅典内讧不断，斯巴达因之获得了干预雅典国内事务的绝佳时机，期间斯巴达先后四次入侵安提卡，其中“两次是作为敌人来到这里的，两次是来为雅典平民提供有益帮助的。第一次入侵是发生在他们在麦加拉建立一个殖民地的时期，把这次出征放在科德鲁斯统治雅典的时期肯定是确当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是他们从斯巴达出发，前来驱逐皮西特拉图族人；第四次也就是这一次，克列奥蒙尼统率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队进抵埃琉西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