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转型时代
要理解费孝通的这一志业，无法脱离于近代中国的大转型。
费孝通出生于1910年，那是一个秩序不断发生变动的时代。自“戊戌变法”至民国初年政治动荡，传统秩序趋于解体，新秩序并未建立，不断变动的秩序对现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关于这段历史的特征，张灏曾将其概括为“深层危机”：在政治上，传统政治秩序的基本体制“普世皇权”由动摇而瓦解，中国由此陷入空前的政治解体危机之中；在文化上，代表传统中国人基本公共信仰与价值取向的儒家思想逐渐解体，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深层危机”。
（张灏：《五四与中共革命：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激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2年第77期）
“深层危机”带来的结果就是普遍无方向感，传统中国的主导性价值开始解体，中国将往何处去？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希望移植西方体制和政治革命实现国家富强，然而现实却是一片混乱。
大转型时代会出现混乱，主要是因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既定权威逐渐瓦解。在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看来，社会和经济变革——城市化，扫盲和教育的提高、工业化、大众媒介的推广，一方面扩大了政治意识，拓宽了政治参与面；另一方面，这些变革又破坏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从而使得建立政治组合关系的新基础，以及缔造既有合法性又有效能的新政治机构的问题大大复杂化。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
在这种情形下，如何依据中国实际探寻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自然成为重要问题。
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眼光向下”，他们重视社会大众的力量，关注社会革命。比如，1921年4月，芥川龙之介访问上海，他会见了当时中国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李汉俊，对李汉俊的印象和谈话的情景，芥川记载：李氏道，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序章，第1-4页）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政治革命向社会革命的转变，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更加具有主体意识：要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尤其是要重视中国社会大众的力量。
根植乡土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
费孝通正是这样一位坚持从中国实际和社会大众利益出发，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知识分子典范。
张冠生认为，费孝通的学术生命可以分为三个段落：从瑶山调查起步，以江村调查资料为素材，写出博士论文，实现人类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留学归国后在昆明、北平执教、研究，作“云南三村”调查，进入学术高峰期；从1949年到1979年，怀抱富民强国愿望，热忱参与新中国筹建，接续实地调查，继续书生议政，然而连续经历政治运动和社会震荡，失去正常教学和研究条件；从1980年“改正”到2003年实地调查收尾，“第二次学术生命”中，学术研究和政治参与并行。主持社会学重建，恢复实地调查，见证“草根工业”成长，追踪农业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撰写系列报告，参与国是咨询，思索全球问题，呼吁文化自觉。
（第1页）
而费孝通的学术人生，不能绕过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乡土”，费孝通自己晚年也曾说过，中国是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自己则被乡土束缚。
（11页）
费孝通所说的乡土并非单指农村，而是在尊重中国传统和以民为本的立场上，积极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我们从该书中能够看到，这种根植乡土的情感和风格贯穿着费孝通的整个学术人生。
根植乡土，意味着他对传统中国的秩序和伦理充满一种敬意。幼年的费孝通对“乡土志”课程的喜爱，则是他乡土情感的早期萌芽和流露，后来写出经典之作《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都来自他沉潜其中的乡土情感，晚年关于自己毕生的观察和体验时说，传统生活方式是自己一生遵循的生活方式主流，传统的思想模式是其进行思考的基础。
（11-12页）
根植乡土，意味着他对人民大众有着深厚的情感认同。姐姐费达生在开弦弓村领导蚕农进行丝业改革，这对费孝通的学术生涯曾有重要影响。他到开弦弓村养伤，被村里的现代缫丝机器所吸引，进行实地调查，本属无心插柳，却成为国际汉学人类学领域的开山之作。费孝通自己曾说，他的一生一直跟在姐姐后边走，姐姐是为民众做事情，自己则是将姐姐做事的意义讲出来，姐弟俩共同关怀的则是如何为中国农民谋福利，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
（20-21页）
根植乡土，意味着他注重从中国的社会实际中总结道理和经验，并能以清晰质朴的语言将这种道理讲清楚。从燕京大学到清华大学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吴文藻、派克（Robert Park）以及史禄国（Sergei Shirokogorov）和马林诺夫斯基等诸位名师的指导下，这种乡土情怀则转化为如何以系统的现代学术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吴文藻当时作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积极倡导社会学的中国化，派克则主张从生活中的具体事实中获得关于社会的知识。在他们的影响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诸多师生走出校园，接触真实、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费孝通和同学们跟着派克，他们在永定门一带，在天桥的地摊、戏棚和酒楼，观察市井社会的流浪艺人、贩夫走卒的真实人生，他们也到过八大胡同、清河监狱，看到了社会角落和高墙里的囚犯生活。这种根植乡土的情怀并非只是对人民大众的关怀，同时也意味着如何以清晰朴实的语言将道理讲清楚。费孝通曾说过，自己所看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所体会的道理则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所写的文章也是平铺直叙，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30-35页）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和他在情感和理智上根植于社会实际和人民大众紧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