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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他们回国之后,身后所潜伏的不同势力,就开始纷纷露出锋利的爪牙,一方面,年轻人需要实现抱负,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各方势力跑马圈地的棋子。作为清国宗室的梁乡很快就成了“自己人”,皇家优先扶植的年轻将领,一时风头无两。而杨凯之则一方面为清廷效力,一方面秘密进行着推翻清廷的革命运动;李人骏则背靠着北洋军阀,活跃于京城的权贵当中,上下打点,为军阀们疏通关系。
梁乡将被命为朝廷重臣
当三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互相争斗时,冲突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梁乡所代表的保皇派最终让他成为屠杀革命仁人志士的工具,那个曾经怀着一腔爱国热血的人,也难免被时代洪流裹挟其中,成了一个矛盾的个体,这也让他开始思考,是要继续维护“祖宗的江山”,还是应该和他的同学一样,选择革命。
导演王伟说:“我们还原了旧民主主义时期革命者的道德模糊性,他们是革命者,但首先他们是个活生生的人。”在片中的各个人物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人性的复杂和多元:理想主义革命者吴天白为筹集革命经费制造假钞,在闹市引爆炸弹,他认为革命的意义是将一切推倒重来;杨凯之最初参加革命时,对于革命意义的理解并不十分深入,直至他到了日本才真正理解革命。菽红的姐夫,吴天白的同事杨一帆的思虑成熟,在他身上不仅有着旧民主主义改革者的烙印,也有着新民主主义改革者的萌芽和影子,他信奉思想组织建设足够稳固才能够行动,不能“只知道下塘,不懂得上岸”。
这些“道德瑕疵”恰恰构成了电视剧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刻解构。正如王伟所说:“若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个个完美无瑕,那么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何而来?”他们共同拼凑出这场“未竟革命”的真相:没有天降救世主,只有一群在黑暗中撞得头破血流的摸索者。彼时的人们,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靠着历史的惯性,完全舶来的西方进步思想,以及本能的冲动。他们并不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每个人都在靠感觉努力地寻求救亡之路,摸着石头过河。
而在剧中,人物的戏份比重也是随着年代的发展而逐渐变化的。导演王伟说:“比如从1901到1908这个阶段,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大多数人还是以改良派居多,他们寄希望于扶大厦之将倾,而彼时的革命派是少数,大多数是激进的,与大清国你死我活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前半部分吴天白的戏份偏多,而在革命大潮席卷而来之后,他的激进主张不再为人们所接受,自然也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1908年之后,革命者的主要构成开始由清廷的高官,以及海外的活动家来组成,在这一时期,人们磨灭了对清帝国的幻想,也不希望在旧中国这个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再重燃战火。此时的新民主主义思潮尚处在萌芽阶段,就像之前,杨一帆就敏锐地提醒天白关注正在酝酿无产阶级革命的俄国。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具备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但这类人在那个年代同样不是主流,自然也就没多少戏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