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鼓楼法院受理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在确定开庭日期后，被告梁某提供病历号001463736的病历，称其正在省医院住院治疗，无法开庭，请求延期开庭。
8月19日，法院两名干警到省医院调查核实病历材料的真实性。上午11时左右，他们首先到达医院病案室，在出示介绍信、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等手续后，要求调取梁某的001463736号病历材料（介绍信上明确载明需要调取病历的病历号和患者姓名），但病案室经过电脑查询发现，该病历材料的患者并非梁某。干警遂要求复印该病历，但病案室出于保护病人隐私的考虑，拒绝了复印，要求干警与自己的主管部门医务处协调处理。
11点50分，干警来到医务处，出具了介绍信（该介绍信上只载明了病历号，未载明患者姓名）等材料，医务处经过核查，出具了“手续齐全，请病案室接洽”的书面意见。但此时已过12点，遂告知法院干警须等待下午3点病案室上班后再行办理，并承诺优先处理。
下午3点左右，两名干警再次来到病案科，手持医务处的书面意见，要求复印病历。病案科首先表示，必须按照规定出具身份证。法院干警拒绝出示，后经过协商，病案科表示可以办理，但干警要求十分钟内办理，病案科多次告知无法在十分钟内办理完毕。法院干警遂离开医院。
下午5时许，法院干警向省医院送达了罚款决定书，以该院无端刁难、无故推脱，不予配合法院的调查取证工作为由，对其罚款10万元。
以上事实可以视为双方的共识，下文也将以此作为分析根据。至于两份声明中互相指责态度恶劣的部分，
笔者没有摘录，一方面是因为这仅仅是单方证言，可信度值得怀疑；另一方面是从法律适用上来看，态度之类的问题并不影响后续分析。
鼓楼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为何可以对省医院做出罚款这一在行政处罚中常见的处罚决定呢？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章规定了“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针对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包括罚款在内的强制措施，以排除妨害，保障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1项的规定，有义务协助调查的单位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人民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还可以予以罚款。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5条，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5-100万人民币。此外，《民事诉讼法》第116条还规定了罚款决定需要由院长批准。
在本案中，鼓楼法院认为省医院的行为构成了第114条第1项，即具有拒绝或妨碍法院调查取证的行为，进而根据第115条，对其罚款10万元人民币，并根据第116条制作了罚款决定。
因此，如果要对该处罚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应当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层面：
（一）省医院的行为是否妨碍了法院调查取证
省医院一共有两个部门，三次和法院干警发生了接触，以下分别对其行为予以探讨：
1. 病案室上午拒绝复印的行为
病案室在上午接待法院干警后，首先是予以配合，进行了查询，但在发现法院提供的病历号与患者姓名不相符合后，就拒绝了法院干警复印病历的要求。据媒体披露，病案室之所以拒绝，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权。
笔者认为，医院的两点辩解理由均不足以支持其拒绝复印的行为，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妨碍法院调取证据。
首先，隐私保护原则不得对抗司法机关的办案需求。
医院管理病历的主要规范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13年颁发的《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国卫医发〔2013〕31号，以下简称《病历管理规定》），该规定的确确立了保护患者隐私的基本原则，但是，该规定在第四章“病历的借阅与复制“中明确了三类借阅复制申请，
第一类为医院系统因科研教学需求的申请；
第二类为患者及其代理的申请；
第三类为办案需要的申请，第20条第1款明确规定：
“公安、司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保险以及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部门，因办理案件、依法实施专业技术鉴定、医疗保险审核或仲裁、商业保险审核等需要，提出审核、查阅或者复制病历资料要求的……医疗机构可以根据需要提供患者部分或全部病历。“
结合这三类申请，不难发现隐私保护原则针对的其实仅仅是第一类，即医院系统内部的科研教学。因为第二类的申请人原本就是患者本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以及死亡后的法定继承人，病历中的隐私原本就是其知晓或应当知晓的内容；而第三类只要允许申请人查阅病历，其就必然作为医患关系以外的第三方知晓相关隐私。
因此，当法院干警明确了是第三种类型的查阅复制申请后，医院就不能以隐私保护为由对抗。当然，法院和其他办案机关当然也需要保护相关患者的隐私，但这应当由其内部的行为规范来管控制约（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第3条就明确提出法院要“在审判工作中严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依法保护当事人隐私和商业秘密”），而不是由医院的病历管理部门来监督规范。
其次，病历号与患者姓名的不匹配不构成拒绝复制的理由。
法院调取证据的目的就是核对病历的真实性，医院查询到病历号与患者姓名不匹配，其实验证了法院对本案被告梁某延期审理理由的怀疑。或许有人会认为，此时，医院无须再复印相关病例资料给法院。
然而，调查取证权的享有者是法院，而不是医院。
换言之，只有法院有权决定其所需要的证据范围，只要法院提供了明确的病历号，医院就应当配合提供病历材料，而不能代替法院来判断证据材料的充分性。
考虑到目前的司法环境，对一些缠诉缠访的当事人如果不拿出如山铁证，确实存在无法说服其服判息诉的可能，因此法院干警要求复印同一病历号的相关病历，并非过分。
2. 医务处的协调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