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金日成时代受“冷战”因素制约的大起大落
早在1948年建国之前，朝鲜就开始急速推进土改和工业国有化，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9年2月的第一届最高人民会议上，朝鲜通过了《为了恢复和发展朝鲜北部人民经济而推进的1949-1950年度两年计划及相关法令》，并在随后与苏联签订了《朝苏经济文化合作协议》。此时的朝鲜在新的国家体制的领导下和苏联的帮助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1950年-1953年的朝鲜战争却对刚刚起步的朝鲜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朝鲜的大型企业和工厂几乎全数毁于美军的轰炸。据朝鲜中央年鉴分析，“开战后没有多久，兴南化肥厂、黄海炼钢厂、平壤碾米厂、本宫化学工厂、城津炼钢厂、清津纺织工厂等52家大型企业就毁于空袭，龙津的机械制造工厂更是遭到彻底的破坏。朝鲜虽然方面也组织了工厂的撤退和疏散，撤到安全地带的工厂很快就转入了战时生产状态，但其数量极为有限。”[22]人员损失方面，约有155万朝鲜军民在战争中伤亡。[23]
板门店协议签署之后，金日成提出了以优先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战后恢复计划。1954年开始的《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3年计划》对重工业的投资额占到了总额的81.1%[24]，1957年到1961年的“一五计划”同样注重重工业的发展。农业方面，朝鲜自1955年起开始推行苏联式的集体农庄制度。“1954年末农业合作化率是30.9%，1956年达到了80.9%，而到1957年末就达到了近100%。”[25]与此同时，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对朝鲜的工业建设给予了大量的援助。1953年外国援助占朝鲜年收入比重的18.4%[26]，其中仅苏联一国就向朝鲜提供了10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到了1954年，外国援助所占比例更是增长到了33.7%[27]。
1955年12月，金日成发表了著名的“主体演讲”，要发展属于朝鲜自己的经济模式：“有人说苏联模式好，有人说中国模式好，可现在己经到了创造我们自己的模式的时候了”。对外，朝鲜在中苏两国之间采取了不偏不倚的独立姿态，与两国分别签署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对内，则大力推广以“青山里精神”为代表的独立的民族经济建设路线。其主要内容包括依靠自己的技术和资源、优先投资重工业、全面发展经济各领域、实现技术现代化、以及“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原则——只进口本国无法生产或不足的物品，向外国出口本国多余的物品。
令人遗憾的是，“主体精神”远没有表面看上去那样美妙。工业上，朝鲜数次动员劳动人民进行“大干快上”的群众运动，包括以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计划为目标的“千里马运动”；农业上，确保粮食自给自足的“主体农业方法”要求老百姓到处劈山伐木，开垦农田。这些手段与中国同一时期的“大跃进”运动可谓是异曲同工，也同样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工业上的攻坚战、突击战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提高生产力，但从长远来看却会造成劳动者积极性下降，同时也会加速设备的损耗，不利于长期生产。农业上，不讲究科学方法的胡乱开垦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为日后的洪涝灾害和大饥荒种下了祸根。
1958年，金日成宣布朝鲜已经完成了城市、农村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三年后，又在1961年的朝鲜劳动党四大的中央委员会报告中确立了以一般经济、军需经济、党的经济、非公开的黑市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独特的“四重经济”结构[28]。但同样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朝鲜为了保障自身的战略安全，不得不重新加大国防投入，并通过1962年的“强化国防力量”议案走上了先军政治的道路。在当年12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四届五中全会上，金日成提出了有关“强化国防力量”的议案，确立了全民武装化、全国要塞化、军事现代化、全军干部化的路线，“即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也要首先发展国防力量”成为国家经济建设原则之一。如此一来，在增强军备所需的费用无法确保的情况下，改善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工作也不得不推后，四重经济中的第二、第三经济给第一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担。逐渐僵化的不平衡的经济结构为后来朝鲜经济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1970年的“五大”上，朝鲜劳动党宣布朝鲜已经从农业国家成功转型成了工业国家，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国民经济六年计划，要求每年必须达到14%的工业增长率，将“技术革新”作为计划的重要内容，从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国引进了数条先进的工业生产线，并与西方21国达成了合作协议。此外，朝鲜也在积极探索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流模式。“1971年朝鲜外贸额不过1亿3180万美元，1974年则攀升到10亿6250万美元，达到了原来的八倍以上。过去占朝鲜外贸总额的八成以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在1974年降到了四成左右，与社会主义市场的贸易与和非社会主义市场的贸易比重发生了逆转。”[29]
不幸的是就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危机对朝鲜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朝鲜的主要出口物有色金属外需萎缩，国际价格也应声而降。其结果就是“朝鲜的国际收支大幅恶化，造成了朝鲜推迟支付国际货款的情况，再加上朝鲜的外债务情况恶化，国际信用下降，最终也影响了朝鲜的进出口事业。”[30]为了止住颓势，此时已经被确立为朝鲜政权接班人的金正日发起了“70天战斗运动”、“争取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等群众运动，提前16个月完成了六年计划。同时，他还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经济发展处于困难的情况下兴建人民大学习堂、凯旋门、主体思想塔等纪念建筑。这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朝鲜人民的士气，刺激了生产，增加了经济活力，但也大大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
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朝鲜经济的“黄金年代”。通过贯彻落实1980年劳动党六大提出的朝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十大目标，朝鲜在1984年取得了年产谷物1000万吨、发电498亿千瓦时、煤7650万吨、钢铁740万吨、化肥468万吨、水泥1424万吨、水产品352万吨的前所未有的成绩。[31]
这一时期朝鲜也进行了小规模的改革开放的尝试，比如在1984年制定了《国营企业自负盈亏若的干规定》，强化了企业自负盈亏的制度；通过《合资法》等法律的制定，探索吸引外商投资的可能性；对农业上的包产到户制进行小规模的试点等。但相较于中国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一往无前地进行改革的决心，处在表面繁荣中的朝鲜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自身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也就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动力，因而错过了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
而且，尽管长期标榜自己为独立自主的经济模式，但朝鲜对苏联、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依赖却又切实存在。20世纪80年代，朝鲜每年要从苏联和中国进口超过300万吨原油；朝鲜在与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贸易时，一直和成员国一样实行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和享受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友好价；另外，朝鲜狭小的耕地面积（朝鲜适合种植谷物的耕地面积约为14000平方公里，仅占朝鲜国土面积的12%）[32]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朝鲜的农业基本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朝鲜每年需要从苏联和中国进口大量的粮食作物。
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给长期置身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朝鲜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作为朝鲜经济发展助力的援助者和合作伙伴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此不复存在，这带给朝鲜经济以难以估量的打击，并使其原先的经济体系变得难以为继。朝鲜经济就此陷入崩溃。
二、金正日时期谋求改革的探索与反复
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对朝鲜经济的打击是全方位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朝换代，对朝鲜经济运行的外部支援也就基本停止；经互会在1990年将会员国间以卢布计价的物物交易改为以美元等硬通货的现金交易，重挫了长期受到外汇不足困扰的朝鲜贸易，仅朝苏贸易金额就从1990年的20亿美元骤降至1991年的3亿6000万美元，其中原油进口量只有聊胜于无的6万5000吨，不到20世纪80年代的3%[33]。原油的缺乏不仅使交通和物流受到了影响，更让朝鲜各地的工厂陷入了燃料不足，生产难以维持的窘境。作为以重工业为经济支柱的国家，朝鲜工厂的开工率下降到了往年的一半以下，情况最糟的时候只有往年的二、三成左右。朝鲜的债务问题也是积重难返，1993年朝鲜外债达到了惊人的103亿2000万美元，所占比例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3%[34]。
更为严重的是农业方面的危机。正如前文所说，朝鲜为解决粮食问题，长期大量依靠从苏联和中国进口小麦等粮食作物。一旦无法从苏联进口足够的小麦，仅靠中国的援助显然无法满足朝鲜的粮食需求。雪上加霜的是，1995年朝鲜全国遭受暴雨灾害，而几十年前胡乱开垦造成的水土流失使得暴雨迅速演变成了特大洪涝灾害。洪水淹没了40万公顷的耕地，使50万百姓流离失所，当年谷物减产190万吨[35]。1996和1997年朝鲜又接连遭受了洪灾和旱灾，粮食绝收的灾情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大量饿死者的出现。因饥荒而死亡的具体人数无法统计，根据不同学者和研究人员的估算，其数量约在30万至100万之间。
正是在这样极度恶劣的情况下，金正日接掌了朝鲜的政权，并进行了一系列谋求改革，重振朝鲜经济的探索。为了恢复不断下滑的农业生产力，朝鲜在1996年《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劳动青年》的社论里宣布朝鲜进入了“苦难行军”时期，号召全体朝鲜人民团结起来，共度时艰。在此期间，朝鲜以支援农业、平整土地、修复经济设施为突破口，号召全社会各界义务劳动，用战时动员的体制组织并投入了劳动力，展开了“插秧除草战斗”运动，并展开了推广易于种植的土豆的“土豆革命”运动，朝鲜土豆的种植面积也从4万公顷增加到了2000年的18万7千公顷[36]。另外，为了缓解电力缺乏，朝鲜还开始重视在山间建设各种中小型发电站。
在经济体制方面，朝鲜于2002年7月1日开始进行被称作“七一改革”的内部改革措施，力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其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首先是改革了朝鲜的分配制度和流通体制，允许计划外的物资在综合市场上流通。其次是在金融体制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取消外汇券，要求外国游客消费时直接使用美元、日元或人民币，并通过调整汇率挤压黑市，官方汇率从1美元比2.15朝鲜元贬值为190朝鲜元兑换1美元，从而促进对银行业务与外汇方面的政策实施。最后是对于生产问题方面的改革，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控制与干预并且扩大工厂、企业的创新开发能力，提升其自主权”[37]。
这一时期，朝鲜的劳动者的收入稳步上涨，劳动者的平均月薪从110朝鲜圆上调到了2000朝鲜圆[38]。过去，因为长期经济困难、物资短缺，朝鲜的物资配给制度早已“民存实亡”，被称为“野外市场”的黑市随处可见；改革后，朝鲜一方面下重拳整治黑市，另一方面则在城镇地区兴建了许多综合市场，提供粮食和生活用品的交易，并完善了物流体系。“过去朝鲜政府以低于统购价格的卖价向市民提供大米和玉米等粮食，朝鲜政府历年赤字的一大部分就源于此处。新的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实施后，这种差额消除了”[39]。这些措施跳出了朝鲜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采取了适当的变通，将在朝鲜出现的市场经济的雏形纳入到了国家管理之下，体现了金正日的实用主义风格。总的来说，“七一改革”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朝鲜的经济活性。
“七一改革”不可避免地也有其弊端。朝鲜的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提升，导致市场上流通的物资依然短缺，由此带来的急遽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朝鲜人民工资的增长；另外，中国在开放市场经济初期遇到的一切管理漏洞和缺失，以及贪腐、官倒、不正当得利等现象，在朝鲜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权贵阶级产生、拜金主义横行等一系列问题。在突如其来的新问题和副作用前，朝鲜的行政机关不知如何应对，行政指导漏洞百出，在长期适应了平均分配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朝鲜造成了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仓促推行市场经济的副作用不断显现，也引发了朝鲜体制内对是否要改革的激烈讨论。增强经济活力的尝试和确保社会稳定的努力被置于两难的境地，这也注定了金正日的经济政策只能摇摆于改革开放和加强管制的政策之间。
在对外开放领域，金正日主打的战略便是经济特区的建设。早在1991年12月，朝鲜就参考中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经济特区的先进经验，在被誉为朝鲜“金三角”的罗先地区设立了包括罗津、先锋、雄尚三个常年不冻港在内的自由经济贸易区，后来又将罗先升级为继开城、平壤之后的第三个特别市。作为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经济特区，罗先特区是一个相对独立于朝鲜内地体制的特殊区域，按照朝鲜政府制定的政策，这里不限制所有制形式，不限制产业，外国人短期出入境不实行签证制度，也因此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游客和投资者，被中国企业和与之毗邻的省市寄予极大希望。2011年，中朝两国推动实施了“共同开发和共同管理罗先经济贸易区” 项目，根据协议中国对罗先自由贸易区基础设施投资20亿元，朝鲜将罗先港4、5、6号码头50年的使用权转让给中国，中国负责建设连接中国图们市到罗先港的铁路，以及机场和火力发电厂等配套项目建设[40]，给罗先经济特区的发展又注入了新的动力。同年12月3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通过了经过修改补充后的朝鲜罗先经济贸易区法，将罗先经贸区定位为推行经济领域优惠政策的朝鲜特区，希望将其建设成为先进制造业基地、国际物流中心、服务基地、区域旅游中心等。
在随后十余年中，朝鲜又先后设立了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开城工业园和金刚山观光旅游特区。其中，新义州特别行政区被定位为中央直辖的由国家行使主权，享有独立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特殊行政单位，与中国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类似；开城工业园是以建成集高技术、金融业、商贸、旅游业和国际都市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城市为中长期发展目标的经济特区；金刚山特区则以被称为“朝鲜第一山”的金刚山旅游业为依托，鼓励法人和个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为特区开发自由投资，其资本和财产以及企业经营收入和其他收人受法律保护[41]。
但综观这些经济特区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却远远不能与中国改革开放设立的经济特区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不仅特区本身没有迅速发展起来，对朝鲜整个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亦极为有限，更没能带领整个朝鲜走上全面的对外开放和改革之路，与当初设立和规划时的期望差距甚大。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特区在对外合作中较保守、形式单一，过于强调主权；二是朝鲜经济特区是“铁丝环绕”隔离的经济特区，而不是开放的经济特区；三是囿于中央集权，特区缺乏自主权，政策缺乏稳定性，市场经济公平交易的环境缺失；四是经济特区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政策不能实现较好的互动，国家政策不能依据特区经验进行跟进和调整[42]。
金正日时期贯穿于朝鲜经济政策始终的另一条主线便是“先军政治”。冷战结束之后，“朝鲜崩溃论”和“被韩国吸收论”甚嚣尘上，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持自身政权，继续维持高额军费投入似乎成了必然。1995年元旦，金正日视察两江道蟠松哨所时发表的演讲拉开了先军政治的序幕：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军事工作为重，“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金正日空前加大了自己任委员长的国防委员会的权责，同时削弱了负责一般经济的行政机关。到了2009年，朝鲜更是把先军思想提升到和主体思想一样的国家指导思想的地位，国防委员会也被指定为“国家主权的最高军事机关”，并赋予其“制定国家的重要政策”的权限。据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研究机构估算，军费开支达到了朝鲜国家预算的三成以上。可以说先军政治让朝鲜更加重视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其后果是无法调整和恢复民用经济，人民仍然在为温饱问题而苦恼。
在先军政治思想的指引下，朝鲜在军事工业，尤其是火箭技术方面耗资巨大。据韩国政府推测，2012年4月发射的大浦洞2号火箭连同东仓里发射场和其所携带的卫星在内，共耗资8.5亿美元。如果这笔钱用于从中国进口玉米的话，可以供全朝鲜1900万人吃一年[43]。而正如前文所述，朝鲜的粮食短缺在金正日掌权时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可想而知，朝鲜巨额的军事开支是牺牲了人民的生活为代价的。
对核武器的狂热追求是导致朝鲜经济难以重振的另一个原因。1994年的朝美框架协议虽然给朝核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案，朝鲜也开始按照协议接受美、日、韩等国的经济援助，但因为种种原因，此协议最终没能按照预定轨道推进。到了2002年，朝鲜重启铀浓缩计划，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人员，之后又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以拥核国家自居。此后，朝鲜不仅受到联合国安理会愈发严厉的全方位制裁，还受到以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单独经济制裁。2009年，日本全面禁止对朝鲜出口，日朝贸易跌为零；韩国于2010年公布了中止南北贸易的“5.24措施”，宣布除开城工业园外，禁止任何南北间的一般贸易和委托加工，同时中止了金刚山旅游计划，让朝鲜遭受巨大损失；美国的制裁虽然没有让朝鲜受到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直接损失，但使得朝鲜被隔离在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对外经济活动的余地随之变小。
对朝鲜经济的振兴和发展起反作用的不仅仅是先军政治，还包括了过度强化的集权体制和并没能同经济体制一同改革的、僵化的社会体制。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金正日大力推行在效仿斯大林式统治的基础上、添加朝鲜特色的儒家忠君、孝亲等思想形成的朝鲜式社会主义体制[44]，无形中阻止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使反对改革的保守风气得以日益壮大。2005年10月，朝鲜政府开始实施将粮食买卖集中到指定地点的粮食专卖制度，并叫停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小规模分田到户的尝试，这标志着突破计划经济时期“主体农业方法”尝试的失败。
2009年金正日推行的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和集权政治间矛盾最终导致了保守政治的回归。11月30日，朝鲜中央银行突然开启了闪电式的货币改革，要求国民在一周内将将所持有的旧朝鲜圆以100:1的比例兑换为新朝鲜圆，且每人限额10万圆[45]。随之而来的是重新加强计划经济管理秩序和再度禁止外币流通。《朝鲜新报》称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是直接目的是“减少流通的货币规模，提高货币的购买力使货币流通更加顺畅，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建设，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6]。然而朝鲜贸然进行货币改革，却没有做好商品的储备，不仅没有抑制通货膨胀，反而引起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韩国评论界则认为，朝鲜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清除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催生的国内市场经济因素[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