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复活了一个古老民族的铁血精神，并使其后所取得的一切财富成就建立在坚实的骨气上。
枪杆子里出政权、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些白话成为了现代中国精神不可切割的一部分，帮助中国走出了一条绝不依附任何强力自主的道路。只有拥有独立之精神，才有可能成为绝佳之民族。
毛
ZD
领导的中国革命，还为中国第一次带来了真正彻底的平等精神。
在中国的历史上，人格的平等得到所有圣人的推崇，而财产的平等，自西周的井田制确立有史记载的源头，恢复周制的小国寡民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更是以儒家为核心的文人心心向往的理想社会。
不幸的是，私有制总是伴随着财产的集聚，土地兼并在王朝后期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往往成为王朝覆亡的重要推力，每次农民起义无不以平等作为动员力量的口号，历朝历代的开国君主几乎都希望抑制豪强释放圈占适度平等地权，但不管是实现了大汉朝光复中兴的刘秀，还是崛起于草民对治吏治腐不遗余力的朱元璋，都没能完全实现他们推行平等的政治理想。
两汉交际之间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大儒王莽，更是不惜通过政变受让皇位，然后对照儒家经典的记载，在国家推行带有古典社会主义实践的社会运动，最后却只落得身死国灭名裂。
归根结底，土地平等的推行必然损害既得利益，并遭遇强大的抵抗，所以平等的推行者要想成功，除了要有高尚的道德追求坚定的抗争意志，更要有超群的行动能力。
中国从古至今，只有毛ZD真正做到了。
他以旷古烁今遇鬼杀鬼的气概，给了每个新政权的人民以土地和焕发的尊严，当然这个过程里也充满遗憾甚至悲剧，对平等极致的追求必然损失自由，几乎所有既得利益集团被消灭，不管是文人、官僚、贵族、地主还是资本家，曾经的趾高气昂均颜面扫地，这给社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利益真空还导致了新的利益集团的产生，纯洁的革命政党迅速开始变质。
但
拉长历史的视野，土地平等和随后教育及医疗在中国农村的普及推行，为多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东亚的台湾和韩国均学习中国大陆启动土地革命，才催生了后来的经济奇迹，东南亚、南亚的许多国家，从菲律宾到印度，整个社会缺乏平等精神的熔铸，至今仍然困顿于贫富分化、阶层分化的泥潭，大多数国民没有分享社会发展的红利。
新中国的革命留下的第三项遗产，是在一个失序的国度重建秩序，并建立高效的组织体系。本文的立场是尊重既有的秩序，反对任何鼓吹激进革命和砸碎旧制度的理想主义，但一种情况下的暴力革命是理由充分的：在一个失序的国度重建秩序
。
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中国的动乱差不多持续了一代人，其时的中国陷于军阀混战令出多门，GCD领导的南昌起义拉开了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
此时的国共两党，都是尝试在中国重建秩序的一股力量，在最初的进程里，国民党走在前面，在1945年后，国民党被GCD超越，终于在1949年重建了失去长达38年的国家秩序。
与此同时，中共带来了庞大的、高效率的党员组织，而一个组织的上令下达高效运转，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之一。
借助于焕然一新的组织力量，从抗日战争到朝鲜战争，相差无多的国力支撑下，中国军人的战斗力已经令世界震惊。
遗憾的是，毛
ZD
深受终极追求的影响或者一个曾经的文人内心理想主义的情结作祟，他没能在平等这条道路上适度克制，并奉行中国数千年的中庸之道，而是通过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去追求极致的平等，这剥夺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行为的自由，而还人民以自由权利，成了另一位杰出人物邓
XP
的历史使命。
但得益于毛
Z
D
留下的一套高效组织体系，进入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产生了导向发展的强势
ZF
，成了取得如今经济成就的制度保障，而新生的所有民主
ZF
，无一例外陷于组织失能的低效运转。
由于人性千古不变，即便远古时代那些调节人伦的价值系统也总会有相当部分可以应用于现代社会。
如果我
们站在一个更长远的视野去回望祖辈的足迹，他们不仅把他们的道路走得优雅从容，而且留
下了一整套即便在如今变了天的时代，依然值得永续传承的价值内核，这些价值内
核正在以润物无声悄无察觉的方式进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政治。
有四套核心的价值传统值得永续传承：
中庸之道的思想传统、贤能治国的政治传统、君子人格的道德追求、社会自治的大同理想。
接下来首先分析前两项，它们已经很生动的呈现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进程之中。
（
1
）中庸之道的思想传统
人类生活于世，实在面临太多的两难选择，小如，媳妇和老妈掉进河里应该先救谁，大如，我们是该遵奉儒家思想还是法家理念，是该追求平等还是自由，是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是该用进口替代战略发展经济还是用出口导向，是该信奉强调ZF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还是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
每一个单一的选择背后，都有庞大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推理去支撑，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与每一个选择相对应，都有成功者降生。
如何在这个世界多元冲突的价值观念中安身立命，如何选择适合我们长远发展的道路，传统中国做出了智慧的回应。
在上古三代这个华夏政治文明的理想时期，尧禅位于舜，同时将
“
允执厥中
”
的执政经验相授于他，舜再禅位于禹，扩展为
“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
继续传授下去
（《古文尚书·大禹谟》）。
这个故事暗示了中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和与时俱进守常明变的传统。
这十六字心法作为最远古的智慧结晶，在中华的典籍传承里成了不竭的精神源流，是后世儒学甚至整个中华文化和民族思维的灵魂。
理解这句话，应注意中国古文的一个特点，象形文字的起源使古代汉字在表达概念时有抽象的风格，语义模糊追求写意，甚至我们的文明经历了一个无言的时代（如道可道非常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方面使汉语古文在传递精确含义时显得不足，另一方面也使汉文讲究得意忘形得意忘言，使后世学者追求心性的体悟。
带来的好处是中国的古典文献带有极大的变通、包容和创新性，由《尚书》和《易经》几乎演化出了诸子百家，甚至儒家本身在两千余年的演化中相继吸纳了道家、佛家的思想。
“道”几乎是中华文化之母，后世在各派中分化出道家、道教、道德、道统、世界的本源。在儒家的传承里，“允执厥中”可对应“中庸”而贯穿典籍，二程、朱熹、叶适等后世大儒对“中庸”的阐释迥异，它成为一种道德观念、行为指导甚至做人的最高境界，融进中国人的血液里。
结合多种重要文献，我倾向于将
舜传禹的十六字箴言用现代的语言翻译为：世道人心变幻莫测，天道真理难以察觉，所以为政宜谨慎，精研世事求天人合一的智慧，再兼顾各端恰如其分的处理政事。中庸，包纳了兼容并蓄、调和折中、不偏不倚、拒绝极端，而如何做到刚刚好的境界，就是人世修为的难处。
中庸
之道的思想传统，使中华文明体现出了极大的包容能力和学习能力。
一种流传甚广的观念认为中国人经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国家的思想陷入万马齐喑的境地，这是片面而没有察觉根本，国家的演化中，那些能适应王朝发展和百姓福祉的思想会有巨大的生命力，而那些被淘汰的，只能归结为人们并不需要它。
在对待国内思想，经历上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多种流派，儒在政治上衍生出贤能治国忠君爱民的治理（可对应现代政治的大ZF），在知识阶层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沉淀在民间则发育出绵长的仁义道德体系，影响力稍小的道，在朝则变成垂拱天下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治理念（可对应现代政治的小ZF），在野则变成清静无为逍遥物外修生养性的人生态度，而法家所追求的的明令典刑严刑峻法，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放弃。
学术界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历朝政治是外儒内法，即以儒家仁政为表，以法家集权为实，这依然是不全面的，汉朝开国奉黄老无为，武帝宣称独尊儒术，而他的曾孙子宣帝刘询在教训太子“柔仁好儒”时道出了中国王朝的实情：“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中国的王朝历来是实用主义，诸子百家大凡有用皆可包容。
甚至在对待外来思想，也从来不加排斥，不管是塞外胡人的装束习俗，还是天竺远来的佛教理念，朝野之间都能接纳，没有发生任何因宗教而起的战争冲突，
华夏以中庸为核心的思想传统，既有接纳能力，更有消化再生的能力，所有的外来思想均经历沉淀演化出中国特有的思想体系。
一方面儒家先后的几次革新中，吸纳了道家玄学、佛教神学，另一方面，佛教本身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已远非其本来面目，在民间百姓只懂得念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并和本土的仁善结合，这发展出净土宗，在知识阶层，文人更爱好人生思辨心性顿悟和本土的玄学结合，这发展出禅宗，而净土宗和禅宗是中国最大的两个佛教流派。
中庸消解了前文提及的一个哲学，即一切都可能是错误的，而经验是我们最可依赖的源泉，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前人的传统经验，又不能遵奉任何一个唯一的思想，并对所有思想敞开怀抱。
如果再回首总结我们的历史传承，我更愿意从这几个维度去看待中庸：在时间上兼顾前后，既尊重前人经验又不恪守古板，做到守常明变；在空间上兼顾左右，做到吸收一切文明成果而又孕育出本土的更新，做到兼容并蓄；在节奏和力度上，做到避免一切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秉持渐进主义和调和立场。
遗憾的是，在百年前国运动荡价值迷惘的时期，中庸一词和传统结合，和封建捆绑，于是无奈的与腐朽和打倒联系在了一起，不幸的被抛弃践踏，
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党，共产革命党，都拒绝与中庸为伍，直到把中庸变成一个下贱的词语。
危险的时刻总是让人觉得急不可耐，于是会失去从容不迫而变得急功近利，一切急功近利都是倾向于选择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以求更有力度和速度的扭转局面，而所有的极端主义，都会把极端作为崇高的道德，而把中庸看做道德败坏甚至是需要打倒的敌人，这样的结果偏偏是欲速则不达。
这就是自辛亥革命起始的半个世纪，中国人接连不断的经历各种主义的选择和运动，却最终失败的心理原因。
尽管我们这个时代少有人提及中庸，但可喜的是，国家的政治选择和社会的思想演进，正不知不觉的吻合中庸的理念，正如前文提出的，一切伟大的，都会悄无声息的重新复活。
毛ZD将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的改造，结合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基础，方才取得政治革命的成功，而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将革命的激进主义发扬光大有了大跃进，想永葆革命的纯粹，将革命的极端主义发扬光大有了文化大革命。
邓XP回归了实用主义使中庸的精神复活，他终结了计划经济，大胆引入市场经济，方才取得经济建设的成就，而这个过程里任何一个试图激进超速的举动，都令国家面临失控的危险（不管是广场上的政治风波还是价格闯关的失败）。
而面对西方世界极力推销的一套现代政治经济运作理念，从彻底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到彻底的自由化和民主化，都遭遇了中共的坚定拒绝，而那些不幸接纳这些极端理念的国家，从拉丁美洲到前苏联，再到如今的北非阿拉伯地区，都无一例外的陷入动乱遭遇发展进程的中止。
归根到底，在各种相互冲突的试图指导这个世界运行的理论体系中，尽管文人们都有美妙动听的说辞，有精妙绝伦的逻辑，但激情是靠不住的，激情可能建立在幻觉上，逻辑也是靠不住的，逻辑推理依赖无穷的前提假设，当我们茫然而不知所措时，我们应该努力淡定沉静，回忆我们走过的道路，从中提炼选择的智慧，而选择的过程，我们应该交给更有经验的人，更专业的人，在政治领域，他们就是职业的官僚。
（
2
）贤能治国的政治传统
前文已经充分表达，人类社会的发育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之上，
人们应该有胸襟去接纳对于公共事务，就像任何一门其他的技艺一样，只有更专业的人才能做出更正确的判断，建立于民主基础的政治制度在面临利益输入断链，共同利益的缺失必然导致集体共识的缺失，最终必然走向崩溃。
传
统中国借助科举制度和文人治国，在公共事务上最大程度发扬了专业分工精神，既强调官僚的
能力同时注重官僚在儒家教化标准下的品德，而且这一套贤能体制区别于其他一切少数人统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