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要先看什么是法律人和社会大众追求的法律正义。
法律关系起因于事实（主要是人的行为，而那些原本与人的行为无关的客观事件，终究也是因为人的行为而具有法律意义），法律的内容是权利义务、后果是法律责任。行为侵犯了权利、违反了义务，行为人就得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受害者就应获得法律救济。因为无责任，何谈义务；无救济，哪有权利。这些就是基本的法律正义。这些文本上的法理，就不必细说了。
再来看看刑事司法。所谓犯罪，就是严重侵害权利、违反义务，因而触犯刑法，应受刑事责任追究的行为。有罪应罚，无罪不罚，罚与不罚，都应依据证据证明的事实，根据业经确定且内容良好的法律，诉诸正当程序。这就是基本的刑事司法逻辑。不这样做，就不科学。其后果，就不人道。若让无辜的人承受刑事责任，被告人固然冤枉，其实被害人也很受伤：冤有头债有主，岂能加害替罪羊！而刑及无辜的警察等法律人，极有可能也被追究责任，无论是故意的徇私枉法，还是过失的玩忽职守。
而当下无罪的人之所以会身陷囹圄甚至被判处死刑，原因无非有三（前两个借用十八大报告的说法）：
一是领导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插手个案、干预司法。
尽管依法治国的正式提出从1997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周年，全面依法治国也讲了三年，这种事情还是屡有发生，在某些地方甚至还颇为严重。套用一句媒体中常见的话：十八大以后还在顶风作案。这并不奇怪，因为不能奢望法治的罗马城能在一天建成。何况，当今又流行把任性当个性，水平比达康低，做派比李书记还不讲理。不要以为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了，权力就立马全部被关进法律的笼子里了。要是真这么认为，套用我老师的一句话，那属于法治浪漫主义的幻想。当然，要有效推进，理想是要有的，而现实却是必须正视的。
我去年就接手过一件这样的冤狱：
被告人被关押近两年，今年初宣布无罪。原因竟然是，被告人的公司因县政府反复变更城镇规划而被勒令停工、搬迁，被告人认为停工损失和搬迁补偿不合理。官民双方的争议并没有进入法律程序，就这么耗了多年后，副县长召集税务、公安和街道办事处试图强迫被告人签字接受搬迁方案，被告人午夜趁看管人员打瞌睡而跳窗逃离，一年后返回，因税务公安早已完成了罗织逃税罪名的有关手续，并上网追逃，被告人被刑拘关押。检察院对该案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能定罪判刑，因而不符合公诉条件，将案件先后两次退回公安。
而此时副县长已升职副书记并兼任政法委书记，该领导干部公然违反中央禁令，召集公检法开会，就本案明确提出必须起诉判刑的意见。就这样，被告人被提起了公诉。我当庭做的是无罪辩护。照道理，无罪辩护的案件，法庭控辩一定激烈。然而，公诉人第一轮做了例行公事的发言后，面对无罪辩护，竟无一句答辩回应。猜想公诉人的内心一定是这样的：辩护人啊，我真想对你说，其实我也认为无罪啊，你就大胆辩护吧，你的无罪辩护意见，也是我想说但发不出来的心声啊！
然而，一审还是判刑一年八个月。二审继续无罪辩护，并投诉那位县领导违规插手个案、干预司法。经市院建议，中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在重审时当然继续作无罪辩护。这下法院进退两难了：原判已被中院撤销，若无新的证据或事实，再做与以前相同的判决，那多不合适；由于被告人羁押期限已满原判刑期，刑诉法规定，重审不得加重刑罚，判得更重更加不可以；既然羁押期限已满原判刑期，判得比原判更轻也不行啊，那多关的时间算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