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38年，在多方营救下，弗洛伊德逃离奥地利、到达英国后，这部著作的第三篇最终于在7月17日完成，并发表在《国际精神分析与意象杂志》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für Psychoanalyse und Imago）
的第24期。三篇合一的德语著作版本的题目是《摩西这个人与一神教：三论》
（Der Mann Moses und die monotheistische Religion: Drei Abhandlungen）
。该著作的英语版本由琼斯的夫人凯瑟琳娜·琼斯
（Katherine Jones）
迅速完成，并于1939年5月19日出版。在这段时间里，弗洛伊德的病情恶化，最终于1939年9月23日去世。虽然这段时间还有其他作品的写作和发表，但是作为弗洛伊德最后一部重要的作品，《摩西与一神教》这部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他的一生之作。
这部作品出版之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时至今日，该作品尽管已经赢得了其地位，其经典地位不容置疑，然而其内容却依然并不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无疑，历史学家们曾经拒绝接受弗洛伊德的这个研究与观点，其“三论”中的第一篇题目中的“小说”也为这种拒绝提供了天然的证据。不过时至今日，这部作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重视，这其中甚至包括《圣经》的研究者们。在更为广泛的各个专业领域中，这一研究的重要性也在与日俱增，成为了毋庸置疑的经典。著名的犹太历史学者耶路沙米
（Yosef Hayim Yerushalmi）
在他的著作《弗洛伊德的摩西》
（Freud’s Moses）
一书中，梳理了一条从弗洛伊德回溯的线索，也就是从弗洛伊德到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
和斯宾塞
（John Spencer）
，再到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斯特拉波
（Strabo）
、古埃及祭祀和历史学家、用希腊文写作了《埃及史》的曼涅托
（Manetho）
,以及阿皮翁
（Apion）
和塞尔苏斯
（Celsus）
等人。在这个追溯过程中，作者不仅将弗洛伊德作为一个犹太人，更是将其作为了西方文明自我理解的历程中的漫长一环。
这一观点颇为具有代表性。在西方学界，自从弗洛伊德之后，关于摩西和古埃及、尤其是和埃赫那顿之间的关系，以及一神教、埃及和西方文明传统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为学界所重视。例如，在《埃及人摩西：西方一神教的记忆》
（Moses the Egyptian: the memory of Egypt in Western Monotheism）
等著作中，杨·阿斯曼
（Jan Assmann）
同样把弗洛伊德和一神教置于漫长的西方文明的传统之中来加以理解：从曼涅托到斯特拉波、阿皮翁,再到塔西佗
（Tacitus）
直至席勒和弗洛伊德。
杨·阿斯曼指出，虽然弗洛伊德并没有使用被学界所熟知的大量文献——尽管他对于其中一些非常熟悉——，但是《摩西与一神教》这部作品通过精神分析理论的思路，确实把被历史叙述所压抑的、也即通过历史而被遗忘的记忆复现出来了，并在因此而有效解释了西方文化中“罪感”的起源。阿斯曼认为，这是弗洛伊德在摩西研究传统之中的重要贡献。
此外，在这部著作里，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试图把被历史叙述所压抑的、也即通过历史而被遗忘的记忆复现出来。
这一努力还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学界工作的方向，那就是摩西和埃及之关系的研究史。
在社会学的传统里，精神分析社会学的代表性学者、美国社会学家菲利普·瑞夫
（Philip Rieff）
对于这本著作的批评在于，弗洛伊德忽略了一个普通人，或者毋宁说是教徒那活生生的、现实的和充满张力的宗教经验。然而瑞夫指出，尽管如此，弗洛伊德的伟大之处毋庸置疑，这一研究堪称弗洛伊德对于人类社会研究的伟大贡献，这一贡献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开端”，即便他错了，“也是一个伟大的错误”。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这部作品当然极大丰富了现当代社会和政治思想研究领域中对于犹太人的理解。例如，著名学者汉斯·布鲁门伯格专门将《摩西与一神教》和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相提并论，认为两部著作存在着深度的类似性，共同构成了与犹太人有关的、对真理问题的深刻理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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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摩西》 (The Finding of Moses)
Painted by Lawrence Alma-Tadema,1904
不过，撇开所有这些学界的影响力不谈，我们也许需要首先从弗洛伊德本人的角度来理解这部作品，理解他在给莎乐美的信件中所说的那句话。
《摩西与一神教》这部作品的形式极为特别。彼得·盖伊
（Peter Gay）
对此总结得非常清楚：“由三篇紧密相关的论文构成，但它们的长短却很不成比例：《摩西，一个埃及人》是一个匆促的素描，篇幅寥寥无几；《如果摩西是个埃及人》比第一篇长四倍；而第三篇论文《摩西，他的人民和一神教》又比前两篇加起来还要长很多。尤有甚者，最后一篇论文的序言多达三个，两个在论文的最开头，内容大部分是相互抵触的，第三个序言则在第二节的开头，其材料很多都与头两篇论文重复。”不过，这一奇异的结构并不是因为弗洛伊德年老力衰，精力不济所致，而是和其惊世骇俗的内容一起，共同呼应着他本人的毕生认同以及他在写作本书那些年间的遭遇和承受的压力。
在给莎乐美的信件中，弗洛伊德和摩西有关的自陈心曲并非首次。这一自我期许或者说认同可以追溯到他更为遥远的童年。毕其一生，弗洛伊德的犹太人认同都非常明确，而在精神分析的领域，他也一直很明显将自己认同为摩西。
弗洛伊德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1856年5月13日，在这位原名西吉斯蒙德
（Sigismund Schlomo）
的男童出生一周后，根据其家族族谱的记载，他就“进入了犹太人与上帝的契约”，也即被施行了割礼。这位阅读着希伯来文《旧约圣经》长大的人，毕生都在强调他的犹太身份，虽然他并不信仰犹太教。这一对于犹太人的自我认同，加上他在精神分析领域中的地位和他对于精神分析的高度期许，使得他和摩西之间发生了某种惺惺相惜的共鸣。
在精神分析诞生之初，维也纳学界普遍将其视为不入流的江湖骗术。这一评价一直都令弗洛伊德极为愤慨。从1900年到1909年，在大约十年间，弗洛伊德一直自视为一名为了精神分析而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锋，是单人匹马挑战全世界的孤独战士。这十年的艰辛多次在弗洛伊德笔下重现，正如彼得·盖伊所说，对抗已经成为了弗洛伊德自我认同的一种途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精神分析这门新学问传遍世界，也因此而获得了某种先知的孤独感和悲怆感。
从幼年时对于汉尼拔的崇拜和认同，到成年后对于摩西的认同，弗洛伊德一直都在奋力去做一个反对派的领袖与命运的征服者，并且自认为这是犹太人最为高贵的品质。在早年写给未婚妻玛莎
（Martha Bernays）
的信件里，他说：“很少有人会多看我一眼，但自从大学时代，我就是个勇于站在对立面的人，是一个所谓的极端分子…
我所有的倔强与激情，都遗传自我那些曾经捍卫过圣殿的祖先，我会为了一个伟大时刻而兴高采烈地抛弃生命。
”
他的这一对抗性体现在许多方面，但是主要体现在犹太人与世界的关系方面。除了他在少年时期那个著名的因为父亲没有回击反犹行为而对父亲不满的故事之外，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1926年，他对自己的专访者菲尔艾克
（G.S.Viere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