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渡边哲信与堀贤雄发掘、考察的主要是库车周边的克孜尔、库木图拉等石窟。4月15日至22日，他们连续八天在赫色尔（克孜尔）千佛洞进行发掘，仅21日一天就发现石窟33处。5月9日至18日他们连续十天发掘库木图拉，实地测量，拍照，描图，切割壁画、佛像，发现了一些经文和古代文书。下面是渡边哲信5月12日（发掘库木图拉第四日）的日记：
雇用民夫五人继续发掘。民夫懒惰，需一人监督。结果尚佳，得《阿弥陀经》卷轴断片与许多菩萨头像、手足。想来，在非佛教徒（主要是回教徒）进入该石窟毁坏佛像、菩萨头脸之前，该石窟已经两侧相向坍塌，其上土砂堆积掩埋，故菩萨头像等得以完整保存。剥落的墙土之上，有土砂九层。最下层为墙土，次为马、羊、骆驼粪堆，粪堆上之黑土当为羊圈铺垫之物，其上又为土砂堆积，继而仍为粪堆、黑土，层层堆积，自然呈现多年之变迁。而且，佛像、菩萨像等，似为安放于两侧墙壁之前，从其绚丽色彩观之，足以想见当年之庄严华丽景象。
此则日记中列有“发掘小经”、“往昔庄严华丽之迹”两个小标题，以示强调。探险队雇用的民夫挖开一层一层的堆积物，就像揭开一层一层的岁月。许多佛洞、佛像、佛画在被伊斯兰教徒毁坏、经历了千余年的沉寂之后，经由大谷探险队的发掘第一次重见天日，当地的宗教变迁史亦直观地显现出来。
渡边哲信与堀贤雄的佛教发掘之旅也是佛教宣传之旅。他们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发掘，途中经常探询相关消息，这无形中是在宣传佛教。渡边日记中保留了两段与汉人的笔谈，均与佛教探险有关，且引于此。第一处在1903年2月5日的日记中，当时渡边、堀二人在自阿克苏返回喀什噶尔途中，经过乌什时向易少爷谈起到库车探寻佛迹的想法，于是易少爷取笔写道：“佛教实无稽考。新省东行六十里，有千佛洞。唐安西大都护府，即今玉门关外安西州是也。唐童僧取佛经卷，由和田析回，行至安西，河水陡涨，人经湮没。唐时由玉门至和阗，经过墩皇县，至罗布淖尔，今此路闭塞。如阁下留心佛教，不难而得。惟敝国历朝各史书，均无稽考。俗语此地人朝汉，闻在英都，不知佛教是在此处否。敝国实无佛教国。出新疆东门古牧地，河中有大塔二基。”第二处在3月22日的日记中。此时二人在从喀什噶尔出发前往库车途中，3月22日来到阿克苏境内的一处税卡，税卡的人以米饭、猪肉招待，他们与税卡主任笔谈。渡边与堀以探寻佛迹之目的相告，于是主任取笔写道：“我等闻听佛教在敦煌，并非别处。其佛祖之庙，乃是金的，隐而不见。又听说佛祖之庙，敦煌有一塘，佛庙后门，由塘内而入，又闻其地出一西瓜，乃闻佛祖庙之钥匙。将西瓜抛于塘内，其庙自然现出，其水自开。”以喀什噶尔、和田、库车为主要聚居区的西南疆地区被伊斯兰教统治千余年，不仅穆斯林们排斥佛教，甚至易少爷与税卡主任等汉人也不了解当地的佛教历史，遗忘了曾经兴盛一时的佛教。对于他们来说，是由于渡边与堀的探险活动，佛教才成为问题。可见，渡边与堀的佛教发现与佛教宣传意义重大。
渡边哲信和堀贤雄用文字记录、测绘、摄影、描图、切割实物等多种方式，对发掘地进行了详细记录，相关资料保存在二人的日记、博物馆、寺院中。其探险成果涉及西域佛教的历史、教派、美术、建筑、典籍等诸多方面，有待于不同学科的学者来研究。这里只讨论两种《西域旅行日记》所涉净土宗源流问题。
佛教本身体系庞大，其中存在着诸种不同宗派。京都的西本愿寺属于净土宗，因此，渡边与堀在考察、发掘佛教遗址的过程中更注重与净土宗有关的内容。如前所引，在渡边哲信记述发掘库木图拉千佛洞情形的5月12日的日记中，两个小标题中的第一个就是“发掘小经”。这是因为小经（《阿弥陀经》）是“净土四经”之一。1903年1月1日即离开和田的前一天，渡边哲信念的经就是小经。而且，在《阿弥陀经》的三种汉译本中，恰恰是出身库车的鸠摩罗什的译本流传最广。“该经在极力铺陈西方净土依、正二报的种种殊胜基础上，特别突出发愿往生并念念相续来执持名号的至关重要性。因其不问根器，人人皆宜，故在净土信众中影响最大。”无独有偶，在发掘小经两天之后的5月14日，渡边又发现了与《观无量寿经》有关的石窟。其当天的日记为：
堀氏由一人陪同前往测量，吾带领七名民夫往佛洞。天阴，零星雨。今日为亡父十四周年忌日，于鞍上面对千佛洞念小经。
在诸千佛洞中，观测标明南无阿弥陀佛与释迦牟尼佛之洞完毕，于南侧一洞中发现描绘韦提夫人一代之壁画。
此日自库车来观看发掘之萨尔特人四五名，协助我等摄影，以殿井所产香烟（トーヨー）招待之。雨来，摄影被迫终止。因水量增加，骑马往山峡中受阻。
日记正文上缘列有“描绘韦提夫人一代之佛洞”的小标题，以示对所发现壁画的强调。韦提夫人（一译韦提希夫人）的故事出自《观无量寿经》，该经以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阿闍世王子谋害频婆娑罗王以篡夺王位的故事开始。阿闍世王子“由于听信了叛出佛陀师门的提婆达多的挑唆，将其父王频婆娑罗禁闭于深宫，王后韦提希夫人设法营救，后为阿闍世王子得知，又将韦提希夫人幽禁。被禁的韦提希夫人遥向佛陀所在的耆闍崛山施礼乞救，释迦牟尼佛即时感应，与目犍连、阿难二尊者亲赴韦提希夫人住所。韦提希夫人向佛陀表达了要永离娑婆世界往生他方净土的愿望，佛陀便向其示现十方佛国世界的种种殊胜，韦提希夫人最终选择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并祈请佛陀为她开示往生极乐世界的修行法门。由此便正式引入了本经的主题：由佛陀叙说‘净业三福’与‘十六妙观’的往生净土法门”。《观无量寿经》同为“净土四经”之一。此日渡边哲信先是为其亡父诵小经，继而又发现了以《观无量寿经》为题材的壁画。而且，这都是在两天前刚刚发掘小经之后。对于来自日本净土真宗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来说，这种巧合具有特殊意义。他们是在“佛教东传的路径”发现了净土宗经典。那里是“佛教东传的路径”，也是净土宗“东传的路径”。这样，日本净土宗的源流问题即需重新认识。一般认为，日本佛教中“净土宗与真宗、时宗、日莲宗一样都不是直接从中国传入的，而是由日本僧人依据汉译佛经和中国人的著作创立的”。这种观点与渡边哲信和堀贤雄的发现显然有不一致之处。日本的佛教探险者已经在西域发现了净土宗经典东传的踪迹。如果说佛教经典是佛教宗派的核心，那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净土宗是日本僧人独自创立的。
以上引用的是渡边哲信的《西域旅行日记》，堀贤雄同一时段的日记中同样存在着对于日本佛教源流问题的思考。1903年4月15日他与渡边哲信到达克孜尔千佛洞，开始为期八天的发掘。堀贤雄4月22日（发掘第八天）的日记中有一段总结，曰：
到达千佛洞之后至今八天，每天赤脚与当地民夫一起进入佛洞，回想着一千数百年前的往昔，切割壁画，描绘图画，或者到平原测量，几乎不得闲暇。临时回到住处，饱餐瑟帕弘做的饭，再出门，虽未肩扛锄头，日落时分却也是怀着农夫回家的心境进入本阵，在细流中洗了手脚，横卧在座垫上，鉴定发掘的收获。《大唐西域记》已经有小乘佛教盛行的记述，但现在从佛洞的情形中发现了诸种不同之点。即使是小乘佛教，但西域流传的佛教为流传于我国的大乘佛教之先导是没有疑问的。唉！这些千佛洞是在多长的时间中变得如此寂寞？水流的侵蚀大概是使这些佛洞变得不适宜人们居住的原因之一，但该地区变为伊斯兰教圈应是最大原因。我与渡边在洞中朝拜、追忆往昔，隐藏在百尺沙层下的佛陀作何感想？
这则日记涉及一个重大问题，即在探寻日本佛教源流的时候，如何在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述盛行于龟兹国的小乘佛教与日本流传的大乘佛教之间建立联系，因为西本愿寺的净土宗同属大乘佛教。村上专精在论述净土宗的源流及其教义的时候指出：“在日本，使他力念佛教派的净土宗作为一个教派而独立的是法然上人，但是，净土宗的教义从来就是与大乘佛教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的。”所以，堀贤雄从克孜尔千佛洞的具体情形（经典、塑像、壁画等）出发，认为即使这里当年流行的是小乘，那也是日本大乘佛教的先导。三周之后在发掘库木图拉千佛洞的时候，他甚至对《大唐西域记》所述龟兹国小乘佛教的盛行产生了怀疑。5月12日的日记的前两段是这样的：
今天本想增加民夫人数，然季节上适逢当地人之春耕期，人手难得，故带领民夫五名前往库木图拉千佛洞。发掘昨日已经动工之洞窟，上午吾亦参加发掘。
发掘所得之物有画着佛面的纸片，量甚多。于其中发现小经卷轴之断片。有火烧痕迹，然卷首题目与正文初行之“佛说阿弥陀经”等文字完全清晰。长度一尺余，然从“佛说阿弥陀经”之行往下，逐渐变窄。由此观之，玄奘三藏《西域记》中虽有学习小乘有部法之记载，但必然引出大乘是否存在的疑问。而且，前来考察之初日，见石窟墙壁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释迦牟尼佛”等其他文字，即已怀疑彼时大乘教之存在，而今发现小经断片，越发感到怀疑。
结合前引4月22日日记和这两段日记的上下文来看，第二段日记的后两个“大乘”当为“小乘”，即堀贤雄是从发掘所得《阿弥陀经》等大乘经典，来质疑玄奘《大唐西域记》中龟兹国盛行小乘佛教这一记述的可靠性。佛教中大乘、小乘的区分究竟起于何时，二者的界限究竟在何处，是十分复杂的问题，难以妄下结论，但堀贤雄的这种质疑本身进一步强调了日本佛教与千年前龟兹国盛行的佛教之间的关联性，与渡边哲信的同类记述形成了呼应。
更为重要的是，在渡边哲信、堀贤雄发掘库木图拉千佛洞六年之后的1909年4月2日，大谷探险队第二次西域探险的队员野村荣三郎也来到库木图拉，在千佛洞中挖掘出了写有“韦提夫人观见水变成冰时”的纸片，指出纸片所述内容为《观无量寿经》之“水想观”。“水想观”即佛陀向韦提希夫人讲述的“十六妙观”中的第二观，曰：“次作水想。见水澄清，亦令明了，无分散意。既见水已，当起冰想。见冰映彻，作琉璃想。此想成已，见琉璃地，内外映彻。下有金刚七宝金幢，擎琉璃地……八种清风，从光明出，鼓此乐器，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是为水想，名第二观。”就是说，在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之后，野村荣三郎在第二次探险发掘中再次证明了古龟兹国曾经存在大乘佛教经典。
与上述问题相关联的另一事实是，大谷光瑞本人在关注中国佛教状况的时候同样是更多关注净土宗。1906年（明治39年）大谷第二次到中国旅行，9月26日从京都出发，27日从神户上船，30日到达上海。他到杭州等地旅行之后返回上海，然后溯长江而上到达汉口。这次旅行他带着妻子九条筹子，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亦同行。他11月从汉口乘火车北上至郑州，在郑州与夫人分手之后前往西安。大谷光瑞前往西安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探寻善导大师的遗迹，二是考察唐代的昭陵（唐太宗陵）。两处探寻地点均与佛教有关。善导大师被看作继承了真宗血脉的七高祖（龙树、天亲、昙鸾、道绰、善导、源信、源空）之一，为中国佛教史上完成净土教的人，其坟墓在何处当时并不清楚。大谷光瑞是根据存于西安碑林的大唐实际寺故主怀恽碑铭的“序”和《长安县志》去寻找。太宗则是盛唐明君，完成了清史留名的贞观之治，为唐朝佛教的兴盛做出了巨大贡献。遗憾的是，这次西安之行大谷的第一个目的没有达到。所幸他在昭陵发现了十多个未见文件记载的碑。无法确定大谷到西安探寻善导大师的遗迹是否与渡边、堀在库车发现了《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的经片有关，但显而易见，对于追寻佛教东传路线、关注净土宗源流的大谷光瑞等人来说，追寻善导大师遗迹的行动是在发现库车千佛洞净土宗经片的延长线上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