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53岁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思维早已固化，莫说是自己揣摩新思想，现成的新思想摆在面前，恐怕也少人有愿意接受。而冯桂芬则表现出异乎常人的求知欲，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几名大员上奏，请朝廷减免战乱地区的税务，但不久朝廷仍要求江淮地区缴纳传统的“漕粮”：一种通过运河把这一产粮重地的粮食征往北方的税务。冯桂芬在协助李鸿章征收漕粮时，深入农村。他发现每一石漕粮，基层小吏们都要向农民都多盘剥八、九斗以自肥。再加上各级官僚的层层揩油，农民实际上负担，要数倍于朝廷的征取。并且，不仅仅漕粮，朝廷的每一项征取皆是如此。他一面向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新升起的汉族大员呼吁，要朝廷进一步减免农民负担；一面进一步发现：即便朝廷减免赋税，下层官吏们仍然会想方设法地找机会盘剥农民，把他们因此损失的“灰色收入”用别的手段找补回来。这种状况并非近来才有，看似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知从何时开始。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内战，已经有一部分士大夫，尤其是亲临过战争前线者，深深地意识到中国和洋人之间的差距。他们中大部分象李鸿章一样，感兴趣的洋人威力无穷的火轮和炸炮，认为洋人厉害，是因为武器先进，把拥有洋人的先进武器作为“自强”的目的。为吏治和人民的窘迫处境担忧的人并不太多，作为新兴汉人领袖的曾国藩虽有忧民之心，却是个固执的传统道德卫士，他深信在古代存在着一个道德清明的官僚秩序，当前农民的困苦来自吏治败坏，吏治的败坏是官僚秩序道德的败坏，改善农民的处境取决于重建这一道德秩序。曾国藩上了很多奏折，请求朝廷破格提拔官员，不以功名为唯一标准。朝廷批准在他总督的几个省进行破格提拔，结果经他用心选择提拔的官僚，最终纷纷被证明远远达不到他的期许。他曾命令地方官们严厉打击恶吏，结果绝大多数敷衍了事，极少数执行他命令的地方官，则根本无法展开任何公事。几年后，曾国藩意识到若不依赖这些相互勾结盘剥百姓的恶吏，朝廷根本无法运转，不得不宣布缴械投降：“老僧不闻不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