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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弟像父亲,是一个反叛者

三明治  · 公众号  ·  · 2017-09-30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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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小时候的弟弟边哭边跑。他是比我要调皮很多。


事实上,在他懂事乖巧、学习又好的姐姐的映衬下,他除了是个男孩就一无是处。因为他是个男孩,他得到了爷爷奶奶无条件的宠爱,可是他妈妈开口就是“你看看你姐姐,她会像你那么爱哭吗?你再哭,你的安徽父母就来带你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在我家乡浙江农村,常年流窜着来自安徽的叫花子。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在小孩子看来十分可怕。妈妈和邻居的姑姑婶婶们聚在一起聊天玩牌,遇到弟弟哭闹,就用这一招。


这招很灵,大人一说,弟弟就边哭边跑去躲起来。我甚至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安徽佬”,他自然也没闲着,还给我一个“郑家人”,因为我常年住在郑家的外婆家。我们吵架时会对骂“安徽佬”和“郑家人”。


但是,这在弟弟的心里种下恐惧的种子, 他误以为自己真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他害怕那些脏兮兮的叫花子有一天会来把他带走。


我看到了青春期的弟弟。当不上学的自由的新鲜劲儿过去,当他的工作需要他付出艰苦而重复枯燥的体力劳动时,日子变得漫长而百无聊赖,尽头在哪儿呢?那里有希望的光芒吗?


这些漫长的日子总要打发过去的,游戏打腻了,赌博多少可以带来刺激。再说了,村子里谁不会玩上几幅麻将开几幅牌九呢?


他就这样一步步走向泥潭。高利贷盘踞在每个地下赌场,他们知道找什么人下手,他们在赌徒们赌红了眼睛时“雪中送炭”。


当弟弟觉醒过来时,他已经深陷泥潭。他环顾四周,看到的只有绝望。是的,他找我借过钱,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勉强寄给他三千,把他训了一顿。


那个艰难的除夕后的四月,我硕士毕业。父母和弟弟一起去上海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弟弟精瘦,鹰钩鼻格外突兀,头发染成金黄,满脸阴郁。


他从小就近乎完美的姐姐的人生刚刚开启,而他自己却走到了死胡同。


当然,弟弟的姐姐我只有表面的一帆风顺。硕士毕业,走出校门,梦想和现实如何平衡?无人能给我建议。我的爱情刚刚离我而去,他是否会回来,我无从知晓。


我面前的,也是漫无边际的迷茫。


我们虽为血缘至亲,却各自陷在人生的深渊里,被黑暗包围,看不到彼此,无法向对方伸出手去。



婚后的弟弟变了个人


2005年初,我第一次与父母对抗,因为爱情。在父亲的责骂和母亲的叹息声中,我第一次站到了弟弟的位置上。


那年春天他跟着我一同来深圳找工作。那是我们最亲近的一年。他先住在我租住的公寓里,两周后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底薪很低,包吃住。


他住在黄贝岭的农民房里,办公室在附近的旧楼里,几乎没有修饰的白墙,简单的桌椅,桌子上放着一台台式电脑和一台电话。大部分时候他看着电脑打电话:Cold Call。他的销售业绩不算差,等到十一放假回家时,他穿了件白色的休闲西装,较以前胖了些,显出春风得意的模样来。


十一之后弟弟的生日,我买了蛋糕带去他公司和他同事一起庆祝。这是我们各自成人后第一次一起过生日。


临近春节,他提前回去,并决定不再回来。虽然在深圳他的收入比以前多,但是也并不如他想象能轻松赚到大钱。他开始跟着一个远房亲戚做卫浴用品生意,直到一年后的年底,他突然宣布他要结婚。


弟弟的结婚对象来自湖南。父母虽然对他的突然决定感到吃惊,却并不打算反对。为了确保这远道而来的女孩是真心实意地要嫁过来的,父亲主张他们先作婚姻登记再安排婚宴。他们同意了。


就在弟弟和他的未婚妻乘火车去湖南办理与户口有关的手续时,家里爷爷病危。弟弟是爷爷最爱的孙子,可是爷爷最终未能亲眼见到弟弟完婚。待弟弟从湖南回来时,爷爷已经咽了气。站在爷爷的灵前,他嚎啕大哭。


结婚后的弟弟变了个人。他继续在亲戚的卫浴店里做。偶尔在家休息时, 他成了足不出户的宅人,就连麻将也不再去打。 第二年冬天,一个男婴降生。


次年端午,我多年来第一次在淅淅沥沥的江南梅雨里回家。那时老屋尚在,雨滴沿着瓦檐滴滴嗒嗒地啄着门口的青石板,门口的艾草在微风里轻轻摇曳。


喜欢躺在门口太师椅里的爷爷虽然走了,屋里的悲伤却渐渐散去,他本来年逾八十,即使没见到孙子的婚礼,离开时有儿女在侧,算是喜丧。


奶奶、姆妈和我坐在堂前包粽子,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居然在逗躺在小床里的侄子,小婴儿蹬着腿,发出“咯咯”的笑声。厨房里,弟弟和弟媳在准备午饭。


门口池塘里的水又漫出来。


我和弟弟小时候,最喜欢在这样的时候脱了鞋子去淌水。姆妈站在门口大喊:“你们两个小鬼,脏不脏的?明天脚要烂掉的!”脚烂掉是不会的,痒倒是常有的,晚上找姆妈抓也是常有的。


“你弟弟终于浪子回头了,现在这么听话。” 姆妈趁弟弟不在时在我耳边说道。


至于我,他们也一并原谅了。“管她嫁到哪里,开心就好了。”姆妈这么跟别人说。毕竟,我和弟弟,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


前阵子,妈妈打来电话,愉快地告诉我弟弟即将入党。他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自然村村长——妈妈用的词是“小队长”,依然是接近40年前生产合作社时期的称呼,我们村被分为两个小队,从前爸爸也当过小队长。


我为他高兴,入党在村里显然是上进的象征。当我漂泊于城市、远离一切组织时,乡村里的秩序仍在:村里的红白喜事需要有人协调、修祠堂建广场之类的事宜需要有人主持、甚至兄弟分家起了矛盾需要有人调解。上一代主事者已老去,壮年的弟弟是村里的中流砥柱。


弟弟多少继承了爸爸的耿直和有担当。就在6月份村里遭受五十年一遇的洪水时,他组织了村里的年轻人轮流守夜。有一处涵洞盖因为水流过猛被冲开时,他是第一个跳下去堵的。


“我在岸上看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万一被冲走怎么办?”妈妈告诉我的时候,声音颤抖着。


“我不跳下去还等谁跳呀?洪水冲进来,整个村子都遭殃。”弟弟满不在乎地答。那口气完全像三十年前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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