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阅读的未来（下）

胡泳 · 公众号 · · 2021-03-10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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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很少有人像柏拉图那样因书写所致的世人心智的变化而获益。书写将他从对以往神话和谚语的鹦鹉学舌般的记诵和传承中解放出来，得以创造那些充满了新观念的新“对话”——这些观念是高度抽象的，离开了书写根本没有可能形成。正是因为这些对话被写下来了，它们才会流传2400年之久。

即便如此，柏拉图对书写并不领情。根据苏格拉底的讲述，对透特的各项发明的裁定权属于国王塔慕斯，日神的代表。当透特大肆宣讲书写的好处时，塔慕斯却不为所动。他对书写提出了两条批评意见：“这样的发明会给那些学会它的人的灵魂造成遗忘，”国王首先说，“他们不再需要锻炼他们的记忆，因为他们会依赖于书写”。第二种批评是，因为书写的文字“免除了教师的传授”，所以只会带来一种“智慧的表象”，既非“真理”、也非“真正的判断”。

苏格拉底——也就是柏拉图——以一种赞赏的口吻讲了国王的批评。柏拉图没有见到我们给书写所赋予的荣光。他同意国王有关书写是一种退步的看法。作为第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的辩护者，透特失败了。

从此以后，许多人把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末尾对文字的批评，当作是一种预言，将其寓意泛化，把它视为对新媒介的担忧，包括对新近传播形式变化的担心。比如，翁（Walter J. Wong）就说，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抱怨——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和21世纪初人们对网络的担心、20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对电视的担心、15世纪末人们对印刷术的担心，都不无相似之处。

有意思的是，当初柏拉图担心书写，而后来的圣贤却觉得书写需要捍卫，他们担心的是另外的新的东西。摩西有名的十诫当中，第二诫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