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推特上发布了这几段引文后，瞬间被转发了数千次。11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理查德·罗蒂1998年的著作预言了2016年大选的结果”的文章，进一步确认了罗蒂的“预言帝”地位。
显而易见，这几段话准确预见了特朗普的政纲及其现实效应。与左翼自由主义者假设的“理性旁观者”立场不同，他诉诸普通人的自然感情，包括其中恶的因素：嫉妒、仇恨、自私、疑惧和贪婪。他有效地利用了这些情感，创造了非法移民、全球化、耍嘴炮的公知等敌人，使许多美国人以为自己腹背受敌、前景堪忧，而只有他才能帮助他们，实现美国的伟大复兴。而选举的结果也表明，这种策略是成功的。那么，罗蒂的著作是如何得出这种预言的？这本奇书到底讲了些什么？
这本书是根据罗蒂1997年在哈佛大学所做的讲座内容编辑而成的，书的副标题是“20世纪的美国左翼思想”。罗蒂在第一篇演讲稿中把左翼区分为批判左翼和进步左翼。以福柯和利奥塔为代表的批判左翼，深刻地揭示了启蒙和现代化事业中隐含的社会问题，但他们在否定了“进步”之可能性后，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方案。而惠特曼和杜威所代表的进步左翼则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绑定在一起，认为国家成为什么样子取决于每一个公民如何去行动。这种左翼思想不固守过去的成规，也不期冀未来的乌托邦，而是把进步理解为一种求索和试验的过程。它既不迷信权力，也不单单以批判权力为己任，而是把政治权力视为集体选择的结果和集体行动的效应。
罗蒂非常赞赏这种左翼思想，这一点体现在这本书的书名上：造就国家，这意味着国家不是一种既成的事实，不是等在那里被效忠或者被批判的对象，而是一种未定状态：前辈的作为为它奠定了基础，当代人的作为为它添加着砖瓦，未来人的作为将会完善或改变此前的结构。但为了避免这些分散的努力转眼成空，人们需要一个“主心骨”，一种凝聚力，这就是国家。对此，罗蒂总结道：杜威式的左翼自由主义者所追问的问题不是“美国的政治实践能否在哲学上被正当化”，而是“哲学能为美国做些什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是思想所把握的它自己的时代”。这种左翼由此得以避免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在解构之后留给人们的一片废墟和绝望的虚无感。
《筑就我们的国家》是一本文集，由三篇演讲录和两篇附录文章组成。尽管它不是一部风格统一、论证严谨的专著，但全书的主要论点仍然清晰可辨：对种族、民族和性别等身份认同所产生的“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的过分强调，瓦解了左翼形成统一政治力量、诉诸政治行动的能力，并使左翼偏离了对再分配和社会正义等政治经济议题的关注。左翼学者越来越把主要的敌人设想为一种思维方式
（mind-set）
，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排他的、自私自利和仇视他者的心智构型或意识形态。“对学术左翼来说，要逆转这种思维方式，就必须教导美国人认识他者
（otherness）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左翼学者努力建构了诸如女性研究、黑人研究、同性恋研究、拉美裔美国人研究和移民研究这样的学科。这导致斯提芬·科里尼评价道：在美国，‘文化研究’一词就意味着‘受害人研究’。”
这种学术上的努力，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政治成果，这就是公共领域内的“政治正确”，任何歧视女性、少数族裔或同性恋的话语都无法进入主流媒体、政治论辩和其他公共讨论空间。但身份政治却撕裂了社会和政治变革所需要的内部团结，使左翼沦为“空谈误国”的文化左翼，而不是曾经有力量动员群众、促成社会变革、立法改进和政治改革的行动左翼。
文化左翼心甘情愿地栖居于社会疾病所导致的碎片化身份认同之上，而拒绝直面导致这种碎片化的政治经济原因，更拒绝采取行动来改造社会。正如罗蒂所说：“左翼之所以是左翼，就在于它是希望的党派。它坚持认为我们的国家处在未完成的状态。”但2016年大选却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局面：本应代表保守右翼的特朗普反复强调美国正在走下坡路，必须有人挽狂澜于既倒，才能实现“美国的伟大复兴”；本应代表进步左翼的希拉里却说美国各方面都挺好的，没什么大问题。这恰恰符合罗蒂关于美国左翼蜕变为不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处境的“文化党”的判断。
作为哲学家，罗蒂没有进一步追问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经济原因。实际上，左翼的脱离群众和日益精英化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反越战和学生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为了迎合青年学生批判政治现实的激情，美国精英大学的教授们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营造成现实政治的旁观者和冷静批判者。罗蒂指出：“当一个左派变成一个旁观者和怀旧者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左派。”但大学教授们的这种选择十分符合“理性人假设”：一方面，他们享有“终身教职”所保障的优裕生活条件，不愿意为“革命事业”去“抛头颅洒热血”；另一方面，他们又享有宪法所保障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可以选择讲授学生们爱听的理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可以下了课之后就同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谈笑风生。
这种语言与行动的分裂也体现在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身上，当他们褪去了青春的激情与梦想、开始追求事业的成功之后，也自然倾向于在言论上讨好“一切受压迫的民众”，而在行动上与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携手共进，一起维护既定的财产权和政治权力分配格局。
由此不难理解，希拉里在竞选中总共募集了五亿五千多万美元的经费，其中最大的捐款者名录几乎是美国顶尖大学、顶尖律所和顶尖投行排行榜，比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DLA Piper、Skadden Arps、摩根、高盛、花旗银行集团。而特朗普的竞选经费则仅有希拉里的一半不到，其中大部分还是他自己的钱。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取消了竞选献金的上限，民主党方面把这一判决视为司法史上的耻辱，奥巴马、希拉里都把任命新法官来改变这个判例所确立的规则作为本党竞选纲领的一部分，但现实的反差如此之大，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政治家的言行分裂和社会民主政党的异化。
罗蒂把这种靠建构政治、法律话语来迷惑大众的左翼称为“文化左翼”，以区别于行动派的左翼。米歇尔·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支持希拉里的时候说：“他们诉诸卑俗，我们诉诸高尚
（They go low，we go hi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