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4]
而正德《大明会典》于历年细则中载：“成化四年，革马直官军。”
[25]
可知上引“马直百户十八员”，必成化以前旧制。由此，上引“事例”中不注明年代诸规定，确应永乐以来沿用者。正德《大明会典》成书时，无必要发明“内皇城”“外皇城”等新名目，以专门修订此前的条文。“内皇城”“外皇城”，虽无明分内外之实，称谓却很可能自明初已然。
正德以后，“皇城”仍属常用泛称，“内皇城”“外皇城”也不乏其例。如嘉靖元年（
1522
），蓝章载，黄珂于弘治年间“督修内皇城，孝庙在便殿见之。”
[26]
万历《大明会典》在介绍兵部守卫时，承袭正德《大明会典》“内皇城”“外皇城”，而改“二十八铺”为“四十铺”
[27]
。可知“内皇城”等并非机械抄录，而体现嘉靖以来可能的变化，或万历《会典》作者接受的观念。万历十二年（
1584
），兵部尚书张学颜有言：“内皇城各门，昔止内使二三，今增四五十。”
[28]
天启六年（
1626
），皇城巡视科道虞廷陛等条奏门禁四事：“外城七十二铺、内城二十八铺倾圯者……按法清稽。”
[29]
此必“内皇城”“外皇城”简称。崇祯年间，吏科给事中吴麟征言：“内皇城四门周围红铺，原额军一千三百余名。”
[30]
这些“内皇城”“外皇城”频繁出现，可能因现存嘉靖以来史料，规模远超明代前期，但至少说明，内城拥有“紫禁城”专名之后，“内皇城”仍然正常使用。
目前首见于正德《大明会典》的“内皇城”，并非编纂《会典》时首创。它见于此前成文的制度条文，此后亦普遍使用，是一个贯穿明代始终的内城名称，与“皇城”并行不衰。但观其具体涵义，“内”字为辅，“皇城”为主，“内皇城”更具内“皇城”之意。这未体现明确的内外两重观念，而展示了内外一体观念对内城名称的制约，说明明代对皇宫城池的内外一体认识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二、权宜之计：“砖城”与“宫城”
“紫禁城”出现前，时人提及内城，除上述“内皇城”，颇多摆脱“皇城”自立的名目。若这些名目是正式的专称，当体现内外两重的观念。
天顺、成化年间，彭时自述内阁故事：
文渊阁，在午门之内迤东，文华殿南，面砖城，凡十间，皆覆以黄瓦。
[31]
文华殿南，即左顺门东南内阁，向南面对内城南墙。至正德年间，王鏊转载此事：“文渊阁在奉天殿东庑之东，文华殿之前，前对皇城。深严禁密，百官莫敢望焉。”
[32]
彭时细述建筑规格，语气轻松。而王鏊郑重其事，称“前对皇城”，似不肯以“砖城”入文。
成化初年，叶盛载：
六科衙门，在砖城内尚宝司西。永乐中灾，暂于午门外直房署事，遂以至今。
[33]
明末，黄景昉载：“六科与尚宝司邻，旧在奉天门西，今工部委官制衣处，犹称六科廊，是也。”
[34]
“奉天门西”的六科廊所在“砖城”，必指内城。
《明孝宗实录》载，弘治十四年（
1501
）：
修皇城四门红铺，及内府砖城周围红铺，共六十九座。
[35]
此“皇城四门”特指外城诸铺，然内城之“砖城”加“内府”二字，似因“砖城”未足明示一城。《明武宗实录》载，弘治十八年（
1505
），“皇城四门……京城九门……迩来门官太多……命皇城四门仍旧，其余各门自今以四员为则，不许增。”
[36]
皇城四门又与京城九门对照，似亦指外城或内外城一体合计。但万历《大明会典》载：
凡守门内官，弘治十八年题准：砖城四门照旧，其余各门，只以四员名为则，不许增添。
[37]
则此“皇城四门”，专指“砖城”即内城。嘉靖初年修成的《明武宗实录》，似避免使用“砖城”，而宁可使用虽然常见、实与四年前涵义相反的“皇城四门”。但嘉靖时期，官方并未严格避称“砖城”。如嘉靖四年（
1525
），礼部建议：
于砖城之东、皇城之内、南城尽北或东，立一
祔庙。
[38]
此“砖城”，公然与此处专指外城的“皇城”对照。明末，何乔远录嘉靖五年（1526）席书建言：“皇太后暂离法宫，远出砖城，翟车径太庙过。”
[39]
这或属席书原文，或系何乔远改写，皆见“砖城”之可用。
明代，“砖城”多指一般城池甓砖，或王府、宗庙等围城。上引诸砖城，尽管确指皇宫城池的内城，毕竟是就外观而言的比较随意的称呼，与偶尔使用的“内城”相似。叙同一事者，即或避免使用“砖城”。所以，它不太可能是皇宫城池内城的专门名称。另外，“砖城”主要出现在明代前中期，除上引明末难判年代之例，嘉靖以后似乎就绝迹了。相比之下，“宫城”这个元代对内城的通称，显然比砖城正式一些，在明代各时期皆见行用。它是否曾经是内城的正式名称呢？
明代“宫城”虽常见，更多地指王国城池，较少指皇宫城池。《明太祖实录》载，吴元年（
1367
）建成社稷坛，“在宫城之西南。”
[40]
但此时南京尚未修建外城，宫城即皇宫城池，并非特指外城环绕的一个内城。至宣德、正统年间，突然集中出现了宫城之名。宣德元年（
1426
），明宣宗袭俘汉王高煦，安置北京，“命行在工部新作馆室于西安门内，处高煦夫妇男女。”
[41]
次年，明宣宗自述此事：
高煦……将归京师，居之宫城之内，服食寝处悉仍其旧。
[42]
按，汉王后来被单独囚禁在逍遥城，位于内城之中西华门内
[43]
。但此时“夫妇男女”同居，“服食寝处”仍旧，其“宫城之内”当指西安门内的馆室，即此“宫城”涵盖外城。宣德八年（
1433
），明宣宗御制文称：
北京之万岁山，在宫城西北
隅。
[44]
此万岁山，即琼华岛，在内城之外西北方
[45]
。“西北隅”当理解为西北部，此宫城亦指外城。正统元年（
1436
）、九年（
1444
），明英宗两次作文：
于宫城之西南，作洪恩灵济宫……宫城之西，灵宇巍然。
北京故有学，在宫城之艮隅……撤而新之。
[46]
灵济宫在外城西墙外，国子监在外城北墙外之东北方，已近京城北墙
[47]
。“宫城之西”恰当，而“艮隅”只好理解为东北方。凡此宫城，皆涵盖内城之外地区，可视为与“皇城”同类的泛称。
成化二十三年（
1487
），礼部尚书周洪谟上疏：“御制各寺观碑记，及遣祭谕祭各王府并大臣，文字代言之臣，多有用字讹谬者，宜令改正，以示将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同翰林院会议，反对修改：
洪谟曰，御制太学碑云“在宫城之艮隅”，“宫城”当改作“都城”。议以为，自古帝王所居之城，或曰皇城，或曰帝城，或曰宫城，或曰禁城，随人所称，初无分别。今国子监在皇城东北，碑文所言宫城，即皇城也，不必再改。
洪谟曰，御制灵济宫碑云“在宫城之西”，当改作“皇城之西”……议以为，宫城之西，即皇城之西也。
洪谟曰，御制灵明显佑宫碑云“禁城艮隅海子滨”。古者，天子所居谓之禁，禁城指皇城。言“禁城艮隅”，则是在皇城内艮隅，非皇城外艮隅也。今显佑宫实在都城坎位，不在禁城艮隅。议以为，本宫在皇城之北少东，非正北也，洪谟乃谓在坎位，是自谬也。
洪谟曰，御制大慈延福宫碑云“卜吉址于城东”，城指都城言，城之东，是在城外。今延福宫在都城朝阳门，不可言城东。议以为，本宫正在皇城之东，非差也。
[48]
周洪谟细究字词，认为某“隅”应严格指“之内”，某“东”“西”应严格指“之外”，而其第二条似乎认为，宫城当指内城、皇城当指外城，不容混淆。但综合诸条，可知周洪谟反对的，不是皇城与宫城的混淆，而是“宫城”这个词本身。他建议换用正确体现地理状况的“都城”“皇城”，并非认为“宫城”应当专指内城。而会议者很反感周洪谟之喋喋不休，干脆以更加含糊的理解方式回应：“隅”“东”，皆即可指内、亦可指外，至于宫城、皇城乃至禁城、帝城，都可以混用，指内城、外城、京城。观两方意见可知，此时必无元代那样以“宫城”专称内城的惯例。
上引诸“宫城”，皆出现在皇帝口谕或御制文。此前此后的官方、民间叙事，偶有使用，亦多泛称，略同“皇城”。如刘定之载，正统末年，王振“宅在宫城内外凡数处。”
[49]
天顺五年（
1461
），北京爆发曹石之变。《明英宗实录》载，闻变者“于长安右门隙入疏以闻。上即召吉祥，缒入宫城，锁系之。令皇城四门、京城九门毋开。”
[50]
曹吉祥显然是从内外城之间的直房或居所，被捕入内城的。此“皇城四门”，当然并非仅指外城，但与之有意区别的“宫城”，必指内城。则“宫城”作为内城专称，首见《明英宗实录》成书的成化初年。
万历《大明会典》较正德《大明会典》，增添了介绍内外城门、城垣的章节，区分外围“皇城门”和内部“宫城门”：
午门……左掖门……右掖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自午门至玄武门，俱宫城门。
阙左门……阙右门……端门……承天门……。
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以上六门俱皇城门。
东上门……西上门……北上门……以上十二门，在皇城宫城外。
[51]
本节大体由内而外，列举宫城内、宫城四面门、南面内外之间门、皇城门、其他三面内外之间门。看六个皇城门，“皇城”似指外城加上南面直至大明门的瓮城，则“宫城”当指内城加南面瓮城了。但六个宫城门并不包括瓮城的承天门等，“宫城”未与“皇城”严格对应。承天门、端门等，没有纳入“皇城宫城外”等任何一类，而“皇城宫城外”，似指“皇城”的“宫城外”，未直言“皇城内、宫城外”或“皇城宫城间”。则本节介绍，仍未截然分内外，而是以宫城加南面瓮城为前半，以其他为后半，未脱以“皇城”泛指皇宫城池的观念。
此后，与“皇城”对照的“宫城”并不多见。如万历三十四年（
1606
），沈德符记游西苑事：“辛丑年，于禁城内乾方筑一高台……
闻落成时，主上以软舆升陟，则宫城外巷陌街逵，如灵济宫前后一带，皆近在眉睫。
”
[52]
辛丑即万历二十九年（
1601
）。如前引，灵济宫在外城之外，此“宫城”包括外城，与筑台的“禁城”同为皇宫城池整体泛称。万历四十一年（
1613
），郭正域系统介绍皇宫城池：
中朝曰奉天殿，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奉天殿左曰中左门……奉天门……午门……端门……承天门……其后曰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正南曰大明门。建极殿左曰后左门……文华殿东南曰东华门，武英殿西南曰西华门，宫后门曰玄武门。皇城内、宫城外，凡有十二门，曰东上门……。
[53]
此或最早系统介绍明代皇宫城池者。郭正域乃重组《会典》文句，改变了叙述次序：先由最核心的奉天殿，沿中轴线述至最外围的大明门，简述外城诸门，再回到奉天殿后的建极殿，重述内城，最后介绍内外之间诸门。这个次序，比《会典》更淡化内外城之别，拆分了内城，将皇城整体截然两分：奉天殿至大明门核心区为前半，其他地区为后半。“皇城内、宫城外”，看似规整，仍不含南部核心区的端门、承天门，当系略订《会典》原文，并无深意。
此后，“宫城”似乎绝迹。至清初，史玄回忆明末规制，正式分为皇城和宫城：
大城内为皇城，皇城六门……皇城内为宫城，八门……皇城之内，其山万寿……宫城亦云紫禁城，处皇城南隅。
[54]
所谓六门、八门，乃将内外城南面的瓮城计算在内，以大明门为皇城门，承天门为宫城门，分述内外。此将皇城、宫城视为两个大小相套的方城加南瓮城，简单明了，与万历《大明会典》、郭正域区别甚明。至康熙年间，顾祖禹述永乐时营建北京，遂理解为新建两重城池：
缮治京城，于内为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禁城。南曰午门（亦曰承天门）……外为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南曰大明门……。
[55]
此以午门为宫城南门，不包括端门、承天门等瓮城地带。据李燮平计算，“六里”周长不包括承天门瓮城，而“十八里”周长包括大明门瓮城
[56]
。则此以四方城池为宫城，与史玄不同，而阐发了万历《大明会典》中的宫城与皇城之分。午门之“亦曰承天门”，显误，顾氏不当犯此低级错误，或处观念演替之际，兼记两种认识，指承天门亦可视为宫城南门。至此，内宫城、外皇城的观念，方在清代对现实的直观视野和对历史的简单解读中，确立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