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一次，我们正在食堂里吃饭，四个剧团的老师和领导纷纷走了进来。那时，我们吃饭是围坐在八仙桌前，一个剧团一张桌子，所以各个剧团的老师都径直走向自己的孩子。凌团长走到我们桌前，摸摸每个人的脑袋，看看我们碗里的饭菜，慈爱地问：“好吃吗？吃得饱吗？”“好吃！”我们特别骄傲地回答。
当时，我们的练功服装由各家剧团各自解决，团里没有多余的布票，上哪儿去弄这些布料呢？她一拍脑袋想出一个主意——申请布景的布料时多打一点预算！
于是，每个小朋友都有了一套粗布料。为了把我们打扮得更漂亮，生活老师魏玉琴还亲自动手染起了布料——女生是红色的，男生是蓝色的。那布料其实很粗糙，一段硬一段软，做成的裤子也是一个裤管硬一个裤管软。用土办法染上的颜色也很容易掉，一沾汗水就大块大块地掉色，刚穿的那几天，我们的内衣、皮肤都染得一塌糊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它当成宝贝一样。
凌爱珍戏装照
进了剧团以后，我们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团长的关爱。那年夏天，“爱华”在中央大戏院演出《少奶奶的扇子》，我们就住在剧院后台。一天清晨，我在睡梦中一不小心从上铺摔了下来，手臂先着地，疼得眼泪直流。
这下可把凌团长急坏了，她亲自打电话给上海最出名的骨科名医石筱山，并安排须老师带着我，叫上一辆黄包车心急火燎地直奔诊所。
一到诊所，医生、护士看到我就说：“哦呦呦，‘爱华’的小姑娘来了，快快快，石医生已经在等你了！”我就这样一路享受着绿色通道待遇，由石大师亲自上了石膏，懵懵懂懂地生平第一次看了名医。
回到剧场，须老师领着我到团长面前报到，把看病的过程从头到底汇报了一遍。凌团长仔仔细细地检查了我的手臂，爱怜地责骂道：“你这小囡，就是太调皮了！”
隔天，舞美队的师傅就扛着木板来到我们的宿舍，“乒乒乓乓”给所有的上铺床都装上了护栏。
凌团长虽然疼爱我们，却从不娇惯，她对待我们就像母亲对待孩子那样既慈祥又严格。“爱华”的团风非常好，不管什么样条件的剧场，化装间里总是安排得井然有序，不允许喧闹，更不允许迟到。这些都是由团长带头、主要演员表率所日益形成的。
凌爱珍（右）与爱女凌小珍
凌团长留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只要穿上旗袍她就再也不会坐下。1964年我们刚刚随团，在黄浦剧场演出《桃李颂》，我在戏里要串好几个小龙套，其中有一个角色要穿上旗袍和高跟鞋在台上走一圈。
这可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穿旗袍，第一次穿高跟鞋。彩排那天，我套上旗袍、赤着双脚在服装间面对一堆高跟鞋手足无措。这时，凌团长正好走进来，她帮我拉上了旗袍的拉链，问：“小姑娘，穿几码鞋？”
“36码。”
她从鞋堆里挑出一双为我穿上，见我站在高跟鞋里摇摇晃晃地动也不会动，她伸出手来搀起我，一步一步地扶着我往前走，“一条线，走路要走一条线。来看着我。”
她袅袅娜娜地从服装间这头走到那头，教我脚要怎么放，肩要怎么摆，我在一边看傻了。随后，她扶着我绕着服装间走了两圈，又放开手让我自己走了好几圈，见我脚步已稳，才轻松地说：“可以了，放松点就好了。”说完，就往门外走去，可刚走到门口，她突然回过头来严肃地说：“注意哦，穿着旗袍可不能坐，不然旗袍会皱，就不好看啦！”
凌爱珍（左）、袁滨忠（中）、韩玉敏主演沪剧《石榴裙下》
那天演出，我特地盯着她看了好久。真的，她穿上旗袍以后就再也没有坐下，实在累的时候她就用手撑着桌沿，在桌边轻轻地靠一小会儿。直到自己的戏有较大的间隔时，她才换上便服去自己的化装间休息。她的这个习惯，我深深地记进了脑子里，也一直遵循到现在。
“爱华”是个自负盈亏的剧团，虽然经营状况良好，却一直非常注重节俭，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口上。凌团长自己有一个淘寄卖商店的嗜好，每当有新戏上演，她就会带着演员、服装师去淮海路上的“淮国旧”寄卖商店淘宝。她认为台上的东西只要漂亮，不需要花大价钱。
她在《少奶奶的扇子》里穿的金色高跟鞋、金色夜礼服、黑色的羽毛扇都来自寄卖商店。这把黑色的羽毛扇，到20世纪90年代依然使用在上海沪剧院的舞台上，找不到替代品能让它“退休”。
她还主张每个人都要一专多能。就拿我们的魏玉琴老师来说，她既是我们的生活老师，又主教文化课。我们毕业以后，她开始负责剧团的化妆头面，随团后又做了财务工作，一个人能干好几份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