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劼评《玻利瓦尔传》｜是圣徒还是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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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曾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名句写道：“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幽灵，在拉丁美洲独立后的现代历史中游荡：一个是考迪罗崇拜的幽灵，一个是革命神话的幽灵。”考迪罗是具有拉丁美洲特色的政治强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往往自诩为拯救民众于乱世、捍卫民族利益的救赎者，甚至还会宣称继承了西属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 1783-1830）的遗志，行独裁暴政之实，乃至于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曾讽刺道：“好吧，那么现在谁把我们从我们的解放者手中解放出来呢？”在克劳泽看来，十九世纪拉丁美洲最杰出的那批思想家是对考迪罗和革命均持厌弃态度的，他们视此二者为阻碍文明进步的野蛮的化身，然而到了社会革命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在拉丁美洲人的观念中，此二者悄然经历了转变：“对考迪罗的批判，变成了对强人、对天选之英雄的崇拜；革命则享有盛名，成了民众眼里预示公正将至的新曙光。”考迪罗和革命者看似是对立的，前者不遗余力地防备、追捕后者，后者不遗余力地反抗、颠覆前者，但二者往往在事实上是一体的——现在的考迪罗是过去的革命者，现在的革命者一旦成功夺权就将成为新的考迪罗。就这样，这片土地在专制暴政和内战乱局间经历无止尽的循环。或许，这就是困扰着一代又一代“解放者”的拉丁美洲政治的迷宫吧。没有对权力进行有效约束的制度和共识，拉丁美洲国家是走不出这座迷宫的。在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中，人们一次次地把目光投向过去，投向拉丁美洲在血与火中争取独立之时的迷宫一般的乱局，试图找出问题的根源。于是，玻利瓦尔的行动和思想一次次地被检视，他的形象不断地得到新的诠释，关于他的争论远未终结。这位早已成为青铜塑像、甚至连名字都被固定在国名之中的历史人物，究竟算是一位将毕生精力献给解放事业的圣徒，还是一个贪恋权力的暴君？或者两者皆是？

英国学者约翰·林奇的《玻利瓦尔传》展示了这位美洲解放者在他的宏伟事业中面临的重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为他正名：玻利瓦尔与后世的那些打着他的旗号倒行逆施的考迪罗们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由与平等是他始终坚持的信条，他一直尊崇来自人民主权的法律，并没有滥用手中的绝对权力；他也并不像一些文学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而是时时展露出实用主义的倾向，懂得根据现实条件做出理性的决策，然而，这在独立革命成功后的时代势必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利益诉求，最后他只能黯然离场，留下一个远去的孤独背影。这孤独的背影，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如幽灵般的“迷宫中的将军”，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声明：“我已经不存在了。”或是如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所述，经历了幻灭的玻利瓦尔皮肤暗黄，双目无光，躺在一艘小船肮脏的帐篷里，顺着玛格达莱纳河而下驶向大海，驶向死亡，口中喃喃道：“我再也不行了。”

在《玻利瓦尔传》里，没有如此生动的画面，作者关于玻利瓦尔的一切言行思想均有据可循。“解放者”顺应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人民摆脱宗主国束缚和压迫的强烈需求，舍弃个人产业，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成长为独立革命的领袖，南征北战，屡败屡战，靠着坚强的意志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的确符合一个圣徒、殉道者的设定。但玻利瓦尔绝不是盲目的原教旨主义信徒。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势必会受到欧洲启蒙思想和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而他并没有将那些外国思想视为神圣不可变通的原则，并未照搬法国或美国的革命模式。约翰·林奇强调，玻利瓦尔是富有独创性的，尽管涉猎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他“遵循的不是西方世界的模板，而是他所属的美洲的需求”；尽管他熟读欧洲古代史，他并没有幻想着复兴古老的制度，而是认识到，“源自雅典、斯巴达与罗马的各类思想理念纷繁混杂，其结果是制造了偶像，而没有诞生法律，因此不适宜仿效，以建构现代国家”。自由也好，平等也好，在他看来都不是纯粹绝对的概念，而应在落地美洲时遵从本民族的历史与传统，这就意味着，要对自由加以限制，以防它演变为无政府主义或暴政这两个极端状况；要确保平等不局限于资产阶级内部，而是在法律的保障下惠及美洲社会肤色各异的所有人。“他领悟到，政治解决方案与政府模式，必须与美洲环境相适应，满足美洲需求。”这种思想在古巴诗人、革命者何塞·马蒂——又一位解放者——1891年写就的名文《我们的美洲》中发出了回音。马蒂写道：“在美洲，一个称职的执政者无需熟知德国人或法国人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而是应当知道自己的国家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知道如何通过源自本国的方法和习俗来引导全体民众，以达到理想的境界。”马蒂在文中断言：“汉密尔顿的法令阻止不了洛斯亚诺斯人的烈马。”意思是说，外国的政法制度无论有多么完美、多么负有盛名，都不适用于诞生自西班牙语美洲广阔土地的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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