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政治地位：
2002年的十六大上，“吸收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入党”写进了中共党章，为民营企业家入党铺平了道路。
做大做强的老板通常以进当地人大、政协为荣，其实就是想找件“黄袍马褂”保身。
2003年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贿的请举手。”据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记录：“在座的老总一开始时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才有人举手，举手的姿势很缓慢，最后有五六位举手。”
社会对企业家素有恶评，一个主要原因是权钱交易。
如今能自豪地说“站着就把钱挣了”的人并不多。而民企代言人冯仑称，老板们最好的姿势是“蹲着”。
横在老板头上有三把刀：第一是索贿，第二是摊派，第三是招待搞关系，否则“潜规则”伺候。
他们期盼一个日渐透明的中国，一个逐步完善竞争机制的市场。
马云说：“我们不是周扒皮，我们希望对社会有贡献。”
财经作家吴晓波如是说：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分子是男二号，企业家是男三号——却是个“尴尬的男三号”。
经济地位：
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对我国GDP贡献率高达60%以上，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新增就业有90%在民营企业，来自民营企业的税收占比超过50%。
他们也是胡润百富榜上的人物，还是奢侈消费者、传媒争相报道的对象。
社会地位：
从“士农工商”到“工农兵学商”，
商人总位于中国社会身份序列的最低端。
从“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到“无商不奸”的大众认知，商人与商业精神常被妖魔化。
他们不愿被当作商人，更愿以企业家自诩。
中国企业家是当今比较尴尬的一个群体：
一方面被视为“国家英雄”和“财富榜样”，另一方面则遭遇“原罪”的质问；一方面是最强势的阶层，最受羡慕和最受欢迎，另一方面，却又被仇视和鞭笞。
地位焦虑：
他们过着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却承担着痛彻心扉的精神折磨。
名表、名酒、豪车、游艇、私人飞机、各大奢侈品等，仿佛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标配，
其实他们是表面风光、内心恐慌的大狗
（big dog,美国俚语，意指富豪），他们具有相当的自危意识和生活不安全感。据胡润研究院称，2008年以来，中国考虑移民的高净值富豪占比一直在60%左右。
“企业家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与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来自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分析报告指出，2005年至2009年，超过八成的中国企业家的幸福感呈逐年下降趋势，2009年的调查显示，89.5%的企业家认为自己的“压力很大”或“压力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