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考核结果方面，目前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关注七大类指标。每一类指标包括一个以上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并赋予分数权重。每类指标的总分均为100分，单类指标考核得分90分以上为优秀，60分至90分为达标，60分以下不达标。按照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考核得分，金融机构被分为A、B、C三档。七大类指标均优秀的金融机构属于A档。如在考核中，资本和杠杆情况、定价行为中任意一项不达标，或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执行中任意两项及以上不达标，则划归C档。既不是A档也不是C档的划归B档。
考核结果运用方面，考核结果处于不同档次的银行会受到不同的激励或约束。目前，A档机构可获得的奖励，包括上浮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优先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优先金融市场准入及各类金融债券发行审批等。C档机构或受到的约束，包括下浮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提高SLF（常备借贷便利）利率，暂停MLF（中期借贷便利），限制金融市场准入及各类金融债券发行，被调出一级交易商等。B档不享受激励，也不受额外约束。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信息，从2016年宏观审慎评估情况看，货币信贷基本保持平稳增长态势，银行业金融机构总体上经营稳健，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稳健经营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自我约束和自律管理的能力及意识有所提高，市场利率定价秩序等得到有效维护，符合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预期。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是我国银行业监管和宏观审慎管理的一次重要的尝试和探索。可以预见，未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将会结合宏观审慎政策及国际银行业监管新理念、国内银行业改革发展新实际，得到持续改进和完善。其一，更多资产类型、负债类型或表外项目会被纳入到评估框架。这取决于某个资产类型、负债类型或表外项目对于宏观审慎政策目标的影响。金融业创新日趋活跃，创新与套利之间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领域。金融危机留下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有些套利活动会削弱监管有效性、给金融体系带来脆弱性。甚至一些监管部门推动的金融创新，比如资产证券化、同业存单，发展过度之后也会对金融体系运行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其二，宏观审慎评估结果的应用范围和力度会逐步扩大。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由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当前主要应用在中国人民银行政策范围内的存款准备金利率、流动性便利、再贷款、部分业务资质准入等领域。可以预见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将会逐步提升宏观审慎评估结果的激励约束范围和力度，以提升宏观审慎监管效力。特别是，随着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监管协调逐步深化，并就宏观审慎监管达成一致，宏观审慎评估结果有可能会被应用到一些银行业监管政策上，比如机构与业务准入、第二支柱监管资本要求、存款保险费及监管介入等领域。其三，随着监管协调全面深化,在整个金融体系的层面就宏观审慎监管达成一致，证券、保险、信托等也将被纳入一套统一而又有差异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其中，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以及以其为基础的激励约束措施将是确保达成宏观审慎政策目标的重要保障。其四，未来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有可能会超出其现有的样子，甚至可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从整个经济社会看，宏观金融稳定的重要性要高于个别金融机构稳定，宏观审慎监管需要纳入金融业的全部重要领域和环节。随着更多金融子行业被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必须适应之，并进行改革和完善。
总而言之，不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未来会如何发展，它将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我国金融安全方面产生重要的作用。银行业需要熟悉并适应宏观审慎监管，并学会在宏观审慎监管下进行经营管理、改革创新、转型发展。这一点需要给予更加充分的认识。
银行杠杆管理
现代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经济主体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是建立在一部分自有资金和一部分外部资金的基础之上的。资金配置或者说资金从盈余方向短缺方集中的过程可以通过市场完成，也可以通过银行完成，市场和银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融资体系中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商业银行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能，一方面从社会吸收存款和其他资金，另一方面将资金运用出去，形成对其他经济主体的债权。
对于任何经济主体，外部资金是债务。债务以货币契约的形式存在，按期偿付本息是刚性的。但经济主体的资产的价值并不是刚性的，商品、服务、证券的价格会上下波动。商业银行同样面临这样的局面，它们所持有的有价证券、对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授信的账面价值随时都在发生变动，但债务的偿付义务则是由合同约定的。
刚性债务与弹性资产的组合给经济主体（包括商业银行）的偿债能力带来了不确定性。在商品、服务、证券价格下降时，经济主体的偿债义务并不随之减轻，这会增大偿付压力，导致经济主体陷入流动性危机，更有甚者陷入清偿能力危机，换言之破产倒闭退出市场。刚性债务负担会加剧流动性危机或清偿能力危机。为了满足偿债义务，经济主体会在商品、服务、证券的价格下降时争相出售，进一步压低商品、服务和证券的价格，商业银行会因为交易对手信用条件的恶化而集体停贷、抽贷。在证券价格急剧下跌过程中出售资产的行为，被称为“火灾受损品拍卖”，会加速市场崩盘。
客观来讲，债务是一项工具，但对债务的运用却是主观的。运用得当可以创造收益，运用不当可以导致危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方面，谨慎的经济主体会在合理评估自己的短期、长期偿债能力的基础上进行负债。合理负债可以帮助经济主体平滑消费，进行大项目投资，扩大生产或资产规模，利用财务杠杆创造更多的“剩余收益”。另一方面，过度负债会导致脆弱性。这是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的主要构成之一，也是明斯基所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基础。问题在于，实在难以确定什么是合理负债。经济主体的现金流、收入、资产及负债情况，产品、服务和证券的市场行情，资产的质量，经济周期所处的阶段等因素，都会影响经济主体的承债能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
杠杆是描述经济主体债务负担的一个重要术语。它可以被用在全球、地区、国家、行业、企业、家庭、个人等多个层面，还可以用于一种业务或一项交易。描述不同主体的杠杆情况的具体指标也各有不同。杠杆可以说是一种工具，本身并无好坏优劣之别，但有高低之分。大致上讲，更多的债务或更少的资本意味着更高的杠杆。
杠杆在金融业是一个基本概念，其对于商业银行是必然且必要的。商业银行是高杠杆机构，主要是通过吸收存款，即主要是利用杠杆来为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提供贷款。它们的杠杆倍数要远高于一些被认为是高杠杆的非金融企业。最早期的银行业是不受监管的，商业银行或通过自身的审慎经营理念，或通过行业自律来约束自己的经营行为。目前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资本协议为核心的监管框架已为人所熟知，但其开始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正式实施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实践证明，仅依靠统一的资本监管，也不能有效约束银行的杠杆。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2010年12月发布的《巴塞尔Ⅲ：更具弹性的银行和银行体系的全球监管框架》中涉及杠杆率指标的章节提到，银行体系过度的表内外杠杆积累是危机的“根本特征”（underlyingfeature）之一。2011年6月发布的修订版中保留了“根本特征”这一提法。但在2014年1月发布的《巴塞尔Ⅲ：杠杆率框架及披露要求》中，“根本特征”变成了“根本原因”（underlying cause）。从工具论的观点看，债务或杠杆都是被动的因素，将它们视为危机根本原因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在银行业中，债务合理性与资本充足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资本充足性一直困扰着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希望银行持有充足的资本，但又不能准确地确定什么样的资本工具是合适的、持有多少量的资本才算是充足的。银行业及其监管部门在一次又一次的银行倒闭和银行业危机中吸取经验，并完善资本充足性监管框架。1988年以前，国际社会并没有统一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一些国家和地区曾经采取多个指标，比如存款与资产比、资本与存款比、资本与资产比、资本与风险资产比等，以保障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性。同时，国际和区域监管差异造成了全球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和监管套利问题，全球化则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2004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建立了由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等“三支柱”构成的监管框架，但在2006年全面实施不久，美国就爆发了次贷危机，并愈演愈烈成为全球金融危机。显然，资本充足率并不能全面准确地刻画银行的杠杆情况，仅仅依靠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并不足以促进银行业保持较高的杠杆率。监管部门发现，在很多情况下，银行建立了过度的杠杆，但仍然能保持较好的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