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对于新童年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和基本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者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概括( William A． Corsaro1997，Allison James，Chris Jenks，Alan Prout1998，Michael Wyness2006，Jens Qvortrup2009，Harriet Strandell2010 等) ，总体而言，新童年社会学主要有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也被称为结构取向和行动取向) ，并且二者后来逐渐走向统一。需要说明的是，结构理论和建构理论是新童年社会学内部狭义上的划分，就思想性质而言， Jens Qvortrup 所代表的社会结构论和Allison James、Alan Prout 等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都是在社会建构思想框架之下，将童年视为社会文化的建构。
(一) 童年是一种社会结构
Jens Qvortrup 被视为最先将童年放置在社会学版图中的人之一［1］165-185，他是国际社会学协会童年社会学分会首任主席，并在20 年来的新童年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童年研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1987 年至1992 年期间， Jens Qvortrup主持了一项由欧洲社会福利政策和研究中心资助、西方15个国家参与的一个开创性童年研究项目——“童年作为社会现象”。这个大型的国际项目的开展使得欧洲，特别是西欧成为新童年社会学的重镇，该项目也成为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开山之作”。项目关注的主要问题是: 在现代社会，我们怎样描述童年的社会地位? 项目的重要性在于它“致力于将结构的、社会学的和经济的理论与方法用于童年研究，并将童年作为社会结构来理解”［2］119-124，“为孩子们和童年提供概念上的自治( Qvortrup1994 ) ”［1］转引自165-185。Qvortrup(1993) 总结了该项目研究取向的新颖之处表现在［2］119-124 : 首先，它将儿童(children) 视为社会的群体，相应地，童年被视为社会范畴; 其次，它从当下的情况出发来思考童年，也就是说，当他们是孩子的时候，童年对这些孩子们意味着什么? 尤其是它不是依据童年对这些孩子的成年意味着什么
来
考察童年。该项目研究同样表明，童年的机制必须被视为历史的，而不是个体的，童年的变化是就社会学的术语而言的，其根本旨趣是童年的生活内容怎样随各种社会变量发展变化，而不是单个的孩子怎样长大。但是，即便童年的实际生活状况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童年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是不变的。Qvortrup 后来(2007) 补充道: “儿童在社会思维中没有家，我们的目标是识别和安置这个家，这个家的名字就是‘童年’。这个家是大还是小，是好还是坏，它首先是所有孩子的家而且是只为孩子存在的家。”［3］26 该项目研究被视为西方新童年社会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92年该项目完成后，项目组通过一次国际会议呈现了研究的理论、方法、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受此项目的推动，1993 年1 月创建了国际儿童观察网站( 奥斯陆) ，同年，挪威创办了新童年社会学的刊物——《童年》，Qvortrup是该刊物的合作编辑( 1999-2008) 。项目研究的以上认识被概括为社会结构理论，成为西方新童年社会学重要的理论取向之一。William A． Corsaro(1997) 、Mayall(1996， 2002) 也认为童年是一种社会结
构形式而不是一个预备的阶段。结构理论在于探究将童年视为一个社会存在
的可能性，一个可见的社会范畴。该理论认为以往的发展和社会化理论将儿童期视为为成人做准备的时期，儿童居住在临时的社会空间，童年的存在是暂时性的，他们只有通过在这个准备期习得一些适宜的技巧和能力，以便能够走向成人的生活。儿童由于缺乏人的社会价值，在社会结构上能见度低，这不仅让他们更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同时这种忽视和侵害也更难为人们所发现。结构理论将童年视为儿童的“家”，儿童只有通过在社会结构中取得一个位置，才可能去挑战他们所处的边缘化和暂时性的社会地位，儿童的存在才能获得显现。
(二) 童年是一种社会建构
与Qvortrup 所不同的是，Alan Prout 和Allison James 不赞成将童年视为一个不变的结构，尽管他们认为将童年视为社会结构可以使儿童成为显而易见的社会主体，但是这种研究取向较少注意儿童的生活世界，因而对于儿童的社会本体论的
建立贡献极小。他们认同Christensen 的观点: 首
先，童年究竟是一个分析范畴还是实证研究的对
象? 其次，将不同性别、阶层、种族的儿童集体化
为童年是危险的，也就是说存在普遍化的危
险［4］( 转引自Preface，XIII) 。Prout 和James 显然倾向于从
儿童生活的实证研究入手来建构童年的。但是与
Qvortrup 相一致的是，他们认为“儿童的社会关系
和文化值得从他们自身的权利去研究，独立于成
人的视角和关注。”［4 ]
1． 童年是一种社会建构。
James 和Prout 认为: “童年不同于生物学的不成熟，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类群体的普遍特征，而是作为不同社会中特定结构的和文化的要素。”［4］8 在社会学的术语中，童年不是作为普遍的、确定的形式而存在，而是由特定社会里的文化要素( 时代、地域、年龄、性别、种族、阶层、代际等) 组合而成。童年作为一个社会分析变量，不能完全与其他社会变
量相分离。他们关注在各种社会变量影响之下童年具体的生活形态，即复数形式的童年，并特别指出了童年与阶级、性别和种族三因素的共轭性。
2． 儿童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
James 和Prout 认为，传统的社会化理论将儿童的社会发展视为社会过程的结果，而新童年社会学学科的核心问题是儿童在社会中作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James 认为: “儿童是社会行动者”是最近童年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发展之一。将儿童视为社会行动者不仅是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变化，而且强调更广泛的儿童自身经历的社会政治意义［5］。“儿童是并且必须被视为积极地建构并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生活，他们周围的那些生活以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儿童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被动主体。”［4］对于儿童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也有不同的理解:
首先，儿童的社会行动被理解为儿童对政策和社会活动的参与，如在英国，地方政府官员在设计游戏区和公园时，例行性地都会向儿童咨询［6］。
其次，一些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的人种志方法，从儿童在社会情境中主动建构意义、创造文化的角度理解儿童的行动。William A． Corsaro( 1997，2005， 2010) 是此类研究的重要代表，他在《童年社会学》一书的第一部分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儿童是积极的、有创造性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创造自己独特的儿童文化并同时有助于创造成人社会。Corsaor( 1988) 使用参与式观察的方法研究了意大利日托中心游戏场所以及美国幼儿园的儿童，作为解释儿童生活和想法的基础，以说明儿童主动建构自己的社会生活。同样，Corsaor 和Eder( 1990) 呈现了年幼儿童在自由游戏中，在他们的儿童文化中创造成人世界的原理。基于大量的现场研究，Corsaro(1997) 认识到儿童本身是具有决定意义能力的人。儿童期不再是预备期，儿童也能主动去维护、再生产和创造社会。儿童通过互动，尤其在他们自己的儿童文化中互动，就能产生创造和革新，他们是具备能力的社会参与者。Harriet Strandell ( 1994 ) 、Anja Ｒiitta Lehtinen(2000) 、Van Ausdale 和Feagan( 2001) 、Paula Eerola-Pennanen( 2002) 等人为了研究儿童是积极的行动者，也都选择日托中心作为研究现场，对日托中心的人种志研究发展出了丰富的研究传统。总之，研究者借鉴了人类学的现场研究的方式，呈现了儿童文化的建构过程和儿童现实的生活方式，帮助我们理解童年，理解儿童作为积极的行动主体。Prout 和James 将采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来收集资料，视为理解童年多样性的有力举措，并肯定了童年的人类学研究对理解童年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化相对性所做出的贡献［4］，“它允许儿童在社会学资料的生产中有更直接的表达和参与。”［4］人种志研究也让成人研究者能够走进儿童生活的现场，理解儿童生活的形式和意义，这种理解是建立新的成人与儿童关系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