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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原来很多扭曲为什么会存在,是因为存在一些效率很低的大产业,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就难以为继。这些产业虽然效率不高,但是雇佣很多人,如果取消补贴放任这些产业死掉,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导致政治不稳定。这是任何当权政府都不愿意面对的情况。而且,这些产业大多还是国防安全的基础,比如,
俄罗斯,如果从经济实力来讲,今天它在世界上只是二档国家,但是它为什么还能够跟美国抗衡,原因就是俄罗斯先进的军事工业,有了这些才有国防安全,才有国际地位。
基于这两个原因,即使建立了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因为不能让那些产业垮台,在进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以后,把之前的扭曲取消掉,后面引进很多新的补贴、新的扭曲,效率更低。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东西在发达国家看起来像是扭曲,但实际上是跟发展阶段有关,未必就是扭曲。比如,我在推动非洲国家学习中国的招商引资模式时,过去我在世行的同事跟我讲,外国人不会来投资。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以埃塞俄比亚为例,来投资的外国老板如果想进口一辆自己用的轿车,需要付200%的关税,很少有老板愿意付这么高的税。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真的想招商引资,就应该把所有关税都取消掉。
我告诉这位同事,对进口车征收高关税一般是为了保护国内的汽车产业,埃塞俄比亚没有汽车产业,又为什么要征收这么高的关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所得税。要征收有钱人的所得税非常困难,在发达国家都很难,在发展中国家更难,但是有钱的人要进口汽车,因为要经过海关就很容易征税。这种情况下,如果建议把这种关税都取消掉,发展中国家就会马上损失很多财政收入和外汇来源。
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度相信这些问题都是市场能够解决的,所以像苏联、东欧那些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之后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比如,推行这种改革最彻底、最成功的是智利,但
智利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30多年间,其老的产业不断消失,但没有新的产业出现。这就没有解决先行者的激励问题,以及新的产业要出现,必要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法治这些环境的改革,所以算不上不成功。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适合的制度不见得在发展中国家都适合,而且上世纪80年代以后基本上就没有考虑这种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让每个发展阶段都有竞争力,不仅要有竞争力,还要积累资本,产业要升级、技术要创新。
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过程中,必须要有先行者,还要有给予先行者的激励性的补偿。因为先行者要冒的风险比别人多,他要付的成本比别人大,他失败了成本要自己付,他成功了竞争者就来了,他没有垄断利润。先行者成不成功,除了取决于企业家自身的才能,还要看有没有合适的基础设施,比如,电力供应、法制环境、金融体系等等外部性支持。这些东西都不是企业家自己能做的,而仅凭市场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在强调完善的市场同时,面对市场失灵,政府就要发挥作用。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对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发展计划已经有很多反思了。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要有市场,一方面是要有政府,除了认为“市场解决一切”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我想都会接受。
市场是有失灵的,尤其是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市场失灵。当发生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建立有效市场,真正让市场来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让企业家有最好的激励机制,需要政府有为。
当然,我们也要怕政府过度有为造成扭曲,所以我说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如果你不把这两个辩证的关系讲好的话,市场可能有两种趋势,一种是政府不作为,因为按照目前的语境,好像只要政府作为就是错的,那可能政府就变成不作为了。
政府不作为的最好例子就是智利。上世纪80年代初Intel是芯片生产的最主要的国际企业,当时Intel的计算机芯片的封装和测试主要是在台湾地区、韩国和马来西亚生产。80年代的时候,Intel就想把一部分生产布局到拉丁美洲去,以便分散风险。因为东亚地区的成本比拉丁美洲更高,到那边去可以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