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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原来很多扭曲为什么会存在，是因为存在一些效率很低的大产业，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就难以为继。这些产业虽然效率不高，但是雇佣很多人，如果取消补贴放任这些产业死掉，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导致政治不稳定。这是任何当权政府都不愿意面对的情况。而且，这些产业大多还是国防安全的基础，比如，
俄罗斯，如果从经济实力来讲，今天它在世界上只是二档国家，但是它为什么还能够跟美国抗衡，原因就是俄罗斯先进的军事工业，有了这些才有国防安全，才有国际地位。
基于这两个原因，即使建立了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因为不能让那些产业垮台，在进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以后，把之前的扭曲取消掉，后面引进很多新的补贴、新的扭曲，效率更低。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东西在发达国家看起来像是扭曲，但实际上是跟发展阶段有关，未必就是扭曲。比如，我在推动非洲国家学习中国的招商引资模式时，过去我在世行的同事跟我讲，外国人不会来投资。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以埃塞俄比亚为例，来投资的外国老板如果想进口一辆自己用的轿车，需要付200%的关税，很少有老板愿意付这么高的税。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真的想招商引资，就应该把所有关税都取消掉。
我告诉这位同事，对进口车征收高关税一般是为了保护国内的汽车产业，埃塞俄比亚没有汽车产业，又为什么要征收这么高的关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所得税。要征收有钱人的所得税非常困难，在发达国家都很难，在发展中国家更难，但是有钱的人要进口汽车，因为要经过海关就很容易征税。这种情况下，如果建议把这种关税都取消掉，发展中国家就会马上损失很多财政收入和外汇来源。
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度相信这些问题都是市场能够解决的，所以像苏联、东欧那些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之后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比如，推行这种改革最彻底、最成功的是智利，但
智利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30多年间，其老的产业不断消失，但没有新的产业出现。这就没有解决先行者的激励问题，以及新的产业要出现，必要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法治这些环境的改革，所以算不上不成功。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适合的制度不见得在发展中国家都适合，而且上世纪80年代以后基本上就没有考虑这种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让每个发展阶段都有竞争力，不仅要有竞争力，还要积累资本，产业要升级、技术要创新。
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过程中，必须要有先行者，还要有给予先行者的激励性的补偿。因为先行者要冒的风险比别人多，他要付的成本比别人大，他失败了成本要自己付，他成功了竞争者就来了，他没有垄断利润。先行者成不成功，除了取决于企业家自身的才能，还要看有没有合适的基础设施，比如，电力供应、法制环境、金融体系等等外部性支持。这些东西都不是企业家自己能做的，而仅凭市场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在强调完善的市场同时，面对市场失灵，政府就要发挥作用。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对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发展计划已经有很多反思了。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要有市场，一方面是要有政府，除了认为“市场解决一切”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我想都会接受。
市场是有失灵的，尤其是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市场失灵。当发生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建立有效市场，真正让市场来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让企业家有最好的激励机制，需要政府有为。
当然，我们也要怕政府过度有为造成扭曲，所以我说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如果你不把这两个辩证的关系讲好的话，市场可能有两种趋势，一种是政府不作为，因为按照目前的语境，好像只要政府作为就是错的，那可能政府就变成不作为了。
政府不作为的最好例子就是智利。上世纪80年代初Intel是芯片生产的最主要的国际企业，当时Intel的计算机芯片的封装和测试主要是在台湾地区、韩国和马来西亚生产。80年代的时候，Intel就想把一部分生产布局到拉丁美洲去，以便分散风险。因为东亚地区的成本比拉丁美洲更高，到那边去可以节约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