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国借知识产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没有依据。
如今的中国已是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赞扬“中国已成为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的典范”。仅仅在几年前美国政府、机构和政要都公开肯定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巨大进步。这一切难道一夜间就改变了吗？
历史早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靠制裁和封锁不仅不能阻止一个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反而会激发其自主研发的决心，加快其技术进步的速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受到各方封锁和禁运，在一穷二白非常困难的环境下，依然制造出“两弹一星”，中国逐步跻身世界科技大国行列。
四、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近年来，人民币篮子汇率在全球货币中一直表现稳健，中国政府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性之间求得平衡，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美国不断以“操纵汇率”的指控威胁中国。按美国财政部目前的定义，汇率操纵需同时满足3个定量标准：
1）对美贸易盈余超过一年200亿美元；2）经常项目盈余占到GDP的3%；3）通过汇率干预买入的外汇超过GDP的2%。
中国2018年经常账户盈余仅占GDP的0.37%，也没有大量买入外汇，更没有靠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美国政府很难给中国扣上这顶帽子。
过去十几年里，凡是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基本都是由于外部原因，而非我们有意为之。最近一次是今年5月，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下跌超过3%，完全是美国升级贸易摩擦进而影响市场情绪的结果。一直以来，发达国家不断要求人民币增强汇率的弹性，但是当人民币汇率价格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波动幅度加大时，有的国家又表现出叶公好龙的态度，对我们无端猜疑指责，这种做法显然是十分可笑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近期外汇市场出现波动，但中国企业和居民并没有出现任何恐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通过买卖外汇获取投资收益是不现实的，将金融资产转移到海外也是不安全的。在成熟市场国家，几乎没有企业和居民专门靠炒汇获取投资收益，尽管日本曾经出现过所谓“渡边太太”，但实际结果也并非如当年的传说。
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是正常的，但是长期看，我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币不可能持续贬值。
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具备极好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随着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人民币市场汇率将不断向购买力平价靠近，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遭受巨大损失。
五、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近年来，国际上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成分已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多样化特征，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一直在持续下降。加上政府经济活动，国有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不足40%，国有企业中很多也在境内外上市，实际上是股份制企业，百分之百的纯国有企业已经极少。大型国有企业中，也有大量子公司控制权已让度给民营企业，即使是中央国有企业，相互之间也处于竞争之中。20多年前军工企业改革时，每个行业都分成两家以上的公司。
当前，民营和外资几乎可以进入所有行业、所有领域，没有任何限制和壁垒。无论是轨道交通，还是装备制造、能源原材料都可以看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声影。我们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强调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鼓励他们既竞争又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的多赢局面。中国的产业政策、信贷政策是指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各项政策的落地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因时因地制宜，没有搞一刀切。发布这种指导性政策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如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欧盟的“工业复兴战略”等。
金融业也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我国金融机构有国有控股也有民营化外资控股，上市机构和农信社还有自然人参股。
目前我国4588家银行业机构中民营机构控股的超过3000家，170家中资保险公司多数为民营控股，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也多数是民营为主。即便是五大银行，社会股权占比平均达到30%，有的甚至超过40%。特别需要指出中国五大银行的市场份额现在只有37%，与英美等国家前五大银行的市场份额的占比很接近。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金融科技
，在中国发展迅速，应该广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于民营互联网企业采取了审慎、包容的态度，营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国有控股的大型银行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竞争合作的态度，比如十几年前，支付宝便是在建设银行(7.010,0.05,0.72%)的支付合作下，诞生、成长、壮大。如今
所有金融科技公司都与大中型银行结成了合作伙伴关系，其它银行也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与科技公司在资金筹集、帐户开例、支付结算、普惠金融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相互取长补短，效果十分显著。
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不会改变
近年来，国外一些机构和组织对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产生了许多怀疑，特别是对党组织的作用有严重误解。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是根据公司章程和组织架构，作为独立主体按市场化原则自主经营、有效运转，党组织并没有直接进行干预。
在国有企业中党的领导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是我们公司治理模式最鲜明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必须一以贯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优化完善公司治理，也要更好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使二者有机融合，相互促进。
从全球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来看，公司治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也没有完全可以照抄照搬的最优模式。我国企业在公司治理原则和框架等方面与国际一般标准保持一致。
2016年在中国召开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更是明确在公报中提出支持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倡导的公司治理原则。在总的原则框架下，实践中适应具体国情进行一些补充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坚持党的领导完全可以兼容。
一是在科学有效制衡机制上，推动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各自充分发挥作用。党委会主要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在贯彻执行国家法律、培育健康企业文化、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经营决策还是董事会负责。二是在利益相关者保护上，良好的公司治理要充分照顾股东、员工、客户、社区、债权人以及供应链上下游各方面的合法权益。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拥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良好的组织动员能力，可以更好的实现维护和发展各方合法权益。三是党的领导在公司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例如，党组织坚持集体领导指挥，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也有交叉任职，能够更好的防止内部人控制、大股东操纵和董事履职不充分，独立董事不独立等问题。
实践证明，
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完全可行的。
例如，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党委的核心作业发挥很充分。经过股份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境内外上市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公司治理和经营绩效等方面已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有的银行十几年前就曾获得公司治理的国际化大奖。这些银行已经高度国际化，股东和机构网络遍布全球，一些关键的经营指标，如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成本收入比、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这也充分证明我们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完全可以成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优秀公司治理模式。
七、坚定不移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
金融业开放是大势所趋，不会停顿，更不会倒退。
2012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8年中国进口和出口已占全球10.8%和12.8%，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大贸易伙伴。相对于商品贸易，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相对滞后，金融是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为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