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作家林檎自有其“吴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便是他“从菜市场、公交站、小区保安亭里发掘出的‘伟大传奇’”。依此出发，我冒昧揣测，林檎所钟情的理想作品，应该是来自狄更斯、欧亨利、奈保尔、卡佛等作家所开创的书写日常琐隙间社会危机与人性光亮的现代世俗文本。而在此之外，他那干脆利落的运笔手法，又让人感到一种来自90后的打破原有秩序与捍卫道德律令的“整顿职场”的强劲力量。
林檎来自巴蜀地区，巴蜀多才俊，是不争的事实。阅读林檎，会让我直接想到1980年代中期巴蜀地区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们，想到莽汉主义的粗粝豪放，想到“四川五君”（欧阳江河、柏桦、翟永明、钟鸣、张枣）的各怀奇技。而这其中，最让我感触深刻的是他接近同乡（二人皆来自川渝）欧阳江河的干脆利落。阅读过程中，我甚至无数次想到欧阳江河的代表诗歌《手枪》来：“手枪可以拆开/拆作两件不相关的东西/一件是手，一件是枪/枪变长可以成为一个党/手涂黑可以成为另一个党……”在我看来，林檎便具备这种艺术领域中自由“拆卸”及“组装”手枪的禀赋。
这种禀赋，首先来自于他的艺术敏感性。当然，这种敏感性一方面源于缪斯女生的天然赠与，另一方面或许更多来自日复一日浮躁乏味却急需耐心的艺术锻造。在文学的跋涉征途上，林檎是有故事的人。正是出于真诚的热爱，那些默默无闻的日子里，承载了他搭建自我艺术格式塔的最美时光。
在林檎经历了近百个小说的不断调适后，展现出了较好的艺术禀赋。在我看来，这至少表现在三个互为犄角的维度上。其一，极强的短篇意识。在小说创作上，有这样一句行话：“给我三个好的故事，给你一个好的中篇。”这句话，意在强调小说中故事点的重要性，这有些类似于接受美学家姚斯所倡导的或隐或显的期待视野。可以说，在林檎的几乎所有近作中，你很难找到“和稀泥”式的艺术构筑。在每一个不足万字的小短篇中，他都会明确地植入两到三个故事点，并通过逐渐强化的方式，层层递进地生成自己的“重拳”，带给你痛爱交织的艺术冲击力。其二，他还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看世界”方法。在此层面，批评家李蔚超独具慧眼，并将其概括为“城市微观史”。而林檎的“城市微观史”其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在我看来，突出之处在于对凡俗大地上未被社会秩序“格式化”的一个个铮铮灵魂的书写。事实上，林檎作品中的人物太有个性了，这种个性渗透于言语与行动体系的方方面面。比如从言语来看，在《菜鲟》中，当莫晓贝收到了爷爷送来的菜鲟（公蟹），不由疑惑地问道：“小螃蟹班上没有女同学吗？”在《尺蠖》中，面对晕倒的母亲，乔家姐妹有了如是对话：“赶紧回去看看你妈，乔安说。你妈，乔麦反问，难道不是你妈？”而在《萌牙》中，面对生出的智齿，30岁的老师和自己的学生一起掩埋，并祈祷牙仙子让其发芽。在这些鲜活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人物构筑。这些少年的天真与智性，会给我们带来别一种来自新生代际的、感同身受的泯然一笑抑或情感认同。
除此之外，林檎更厉害的“城市微观史”的“伟大传奇”书写的第三特点，集中表现在他那爆发野性的解构能力。关于这点，我将重点聚焦于《当代》第一期的两部作品：《徙木史》和《夜巡》。
二、《徙木史》PLUS《夜巡》：如何对现实正面强攻
当然，这里的PLUS，不惟表征“我和你”式的根脉相连，还征兆着一种《大佛普拉斯》一样副文本式的无奈与解构。因为早在19世纪，天才诗人兰波就用青春敏感的心灵吟唱出了“生活在别处”的真谛。在经历了大工业浪潮后的今天，我们无疑处在席勒美学视域中“感伤的诗”的现代景观社会。在此社会，你已经很难触及生活的本质，甚至会时时感受到生活的仪式化。你更不可能触及历史的本质，而只能在娱乐喧嚣中感受到一场场草台班子的演绎。对此世界，林檎显然有清醒认知。如果说在刚刚出道时，他的部分作品更多体现在戏谑与反诘兼具的迂回式个体“黑色幽默”。那么，在《徙木史》与《夜巡》两部作品中，他显然怀有试图处理宏大主题与社会隐疾的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