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青年人行为方式变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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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选择转向极简化和个性化

极简化和个性化趋势不仅体现在消费行为上，还深入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婚礼的举办方式和节日的庆祝习惯等。这一趋势在大中城市青年中尤为显著。例如，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举办“极简型”婚礼，农村“断亲潮”开始蔓延，简约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4]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等学者用“脱嵌-去传统一再嵌入”来形容个体化崛起的动态演进过程。[5]个体的社会化往往以社会交往为基础，也是对传统与现代社会资源进行取舍和运用的过程。近两年来广泛流行的“断亲”现象，是社会加速、技术加速和消费加速所引发情感变化的结果，体现出当代情感史发展的新趋势，凸显了青年人对社会资源和情感资本的选择，也展现了青年人对亲缘与趣缘关系认知的变化。[6]

注：“断亲潮”是指农村青年人定居城市后不愿与老家来属互动交往，每致来戚之间关 系不再紧密的情况。

4.教育投资理念的转变：“鸡娃”降温与散养兴起

前些年盛行的“鸡娃”现象如今大幅减少，家长们在教育投资方面越发精明务实，不再盲目给孩子报名各种兴趣班，转而倾向于随心散养。这背后既是家庭在经济压力下对教育投资回报的重新考量，也是对前些年流行的“不能输在起跑线”观念的深刻反思。

注：美国学者克拉克（SueCampbelIClark）提出了一套工作家庭边界理论，认为工 作与家庭是两个各自存在边界的相对独立领域，其边果具有渗透性和灵活性两种属性。渗逐性指某种角色领域的元素可进入其他角色领域的程度，如上班处理家庭事务是家庭角色对工作领域的渗透，下班还思考工作是工作角色对家庭领域的渗透。灵活性也称延展性，指为适应工作或家庭特定领域要求，对工作家庭边界进行谓节的程度。渗透性和灵活性共同决定了工作家庭两个领域之间的边界强度，强边界渗透性和灵活性低，弱边界则相反。

工作家庭冲突是在边界跨越者和边界维护者的互动过程中发生的。边界跨越者是每天穿梭于工作家庭边界、承担两个领域角色的人，跨越这界进行用色禁换是其車要活动。工作或家庭领域中不断提高的角色要求是工作家庭冲突形成的内在条件，而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各自的边界强度是外在条件。具体有以下三种情况：

◆A.强边果＋质边果：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中一方强边界，另一方弱边界。工作干涉家庭即工作领域强边界、家庭领域弱边界，随着工作角色要求增加，会挤压家庭领域边界：家庭干涉工作则相反。当满足一个领域不断提高的角色要求而抵触另一领域角色要求时，就会产生角色冲宪。

◆B.弱边界+弱边界：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都具有弱边界，虽比我容易实现工作家庭平衡，但也意味着两个领域的角色容易互相“侵入”，形成互相重叠、融合的模糊地带，导致角色模糊现象。一般当两个领域角色在模糊地带所占比重相当时，工作家庭严衡较易实现；若一方比重提高，则可能引发问题。

◆C.强边 果+强边界：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都具有强边界时，两者边界都不易移动。 如“过劳死”现象，部分原因就是工作家庭领域强边果，工作角色要求不断增强，工作强度提高，家庭角色无法妥协，个体精力消耗过大。工作干涉家庭或家庭干涉工作均会导致个体认知，心理等资源过度损耗，产生角色超载。

总结：社会发展固化的态势，导致了传统发展观的改变；同时科技革命也 带来了更加筒约高效的人生可能性。

三、思想与情感需求升级：寻求新的平衡点

1.生活重心的调整：转向家庭、健康和个人成长

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工作与收入的不确定性促使人们将生活 的重心转向更可控的领域，例如家庭、健康以及个人成长。这种转变不仅是对外部压力的自我调节，更是一种对生活意义的重新探索与塑造。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演唱会、音乐节票房收入同比增长134.7%，观演人数增长63.4%，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唱会对市场增长的贡献率最高。由此可见，此类奔赴演唱会现场、上低价体验课或购买个性化兴趣相关产品等愉悦自身、专注个人情绪的文化活动，都是当下人们缓解负面情绪、寻求精神满足的表现形式。低成本、注重情绪价值且能够帮助家庭、健康和个人成长的小型消费变得尤为受欢迎，人们试图通过这些方式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中找到心理平衡，释放压力，增强内心满足感。

注：在当前经济环境中，全球范围内的高通胀、低增长以及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得消费者更加谨慎。他们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能够直接改善生活品质和心理健康的领域。例如，《登佛商业评论》曾指出，面对不确定性，个体会优先选择那些能够提升生活掌控感的行为和消费决策。再者，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项报告显示，2020年至2024年间，全球范围内邦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显著上升。与此同时，人们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这进一步推动了以“说已”和“成长”为导向的消费行为。

2.社交模式的变革：拒绝无效社交，回归真实互动

以往为了“面子”或“人情”参与的无意义应酬正逐渐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更注重情感支持、实际帮助和共同成长的高效社交。在经济面临挑战、社会思想波动背景下，人们对社交价值进行重新定义，珍惜时间精力，投入于真正有益、能带来情感支持或实际利益的社交关系，摒弃虚浮社交形式，追求真实高效人际交往。大家更重视单次社交的互动深度，而非表面的交际，从泛泛而交的社交应酬，转向深度对话与价值共鸣的追求。

这一代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自我解构的过程来重新定义社会规则、行为准则以及精神追求。在此背景下，“去无用社交”成为一种新的行为趋势，他们更加注重社交的质量而非数量，主动减少低效、无意义的社交活动，将时间和 精力投入到更能带来价值的深度互动中。

这一趋势揭示了社交模式的深刻变化，人们正在重新思考和定义社交的核心价值及注意力资源的分配。这种转变也预示着，在未来的社交网络和公共传播中，个性化、真实性以及高质量的互动将成为新的主流价值，企业和机构在传播策略中需要更加精准地捕捉这一代人关注的真实需求和情感触点。

注：无效社交是指在社交活动中，那些主要基于表面形式、为了维护所谓“面子”或遵循“人情”习俗而进行的应酬行为。这类社交赫乏实质性的情感交流，无法提供有意义的实际帮助，也难以促进参与者在思想、和识、技能等方面的共同成长，仅仅是在形式上维持一种人际联系，消耗参与者的时间，精力等资源，却不能产生积极且有价值的社交成果，对个人的内在需求满足和长期发展并无显著益处。

高效社交是指一种以注重情感支持、能够提供或获取实际帮助以及追求共同成长为核心特征的社交模式。在高效社交中，参与者基于真诚的态度，彼此间进行深度的交流互动，分享有价值的经验，见解与资源，通过社交活动不仅能够获得情感上的慰藉与鼓励，还能在实际事务中得到助力，如职业发展上的建议与机会、生活难题的解决思路等，并且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实现知识、能力等方面的提开，娖进各方的自我完善与进步，使社交投入与产出形成良性循环，为个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发展都带来积规影响。

3.注意力的转移：去宏大叙事，关注实用价值

市民阶层的注意力由追随传统的宏大叙事转向对其进行解构，[7]以及变得务实并追求满足实际需求的事物。[8]随着社会变化与经济挑战的增加等诸多关切自身利益的矛盾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过去的叙事和价值观持有质疑态度”[9]。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深入探讨了现代化进程对政治稳定 的影响，提出了“政治衰析”（political decay）的概念。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传统的价值体系可能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期望，导致社会成员对传统价值观产生失望和不信任。[10]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表现的是与传统的断裂。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中自我认同发生了两个深刻变化：一是个体化，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独立性增强；二是自主性，自我认同的塑造更多依赖于个体的选择。[11]

传统的价值观是基于传统社会结构产生的。而中国社会的加速变迁瓦解了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遵从。在变化的、现代的社会结构下，人们转向更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的价值观。人们变得更个体化，其个人选择更加受制于现代社会和现实生活。借用查尔斯•泰勒在《世俗时代》中的描述，中国现代社会经历一场“大脱嵌”，[12]人们不再嵌入传统价值观的神圣。抽象价值和理想主义因遥不 可及难以解决实际问题而逐渐失去吸引力，务实化的信息获取反映出人们更关注个人利益和具体问题的社会心理。

注：根据袤则咨询在《2024大社交趋势报告》所指出，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中国的年轻群体开始更加坦然地接受变化，更加关注与自身相关的事物，并在自我反思中重新定义社会规则、行动信条以及精神状态，其中也包括去无用社交和注意力去宏大叙事两个方面。这表明，社交模式的变化已经涉及到人们对社交价值、注意力价值的重新定义。

4.“慢生活”理念获得新的时代内涵，独处时光获得新的定位

“慢生活”不再被简单地等同于“躺平”或对压力的消极应对，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年轻人开始实践工作日与周末的节奏差异化，即在工作日保持专注高效，周末则刻意放缓生活步调来恢复精力。

例如，从近几个月兴起的“公园20分钟效应”在一众城市居民和官媒中受到热烈反响可以看出，一些“慢生活”的理念实践被越来越多人所接纳，不仅将其纳入生活规划，更视其为提升个人幸福感和身体状态的重要环节。该理念 倡导每人每天至少花20分钟置身于公园或自然环境中，以此减少压力、改善心理健康和提升整体幸福感。 中国许多城市在这一趋势下，开始推进城市绿地建设，让更多居民能够以较低的时间成本融入自然，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慢生活”理念的普及和实践。

与之俱来的，独处的定位也在发生改变。独处从被动的“社交逃避”，逐渐转变为主动的“自我投资”。通过独处，人们能够更好地审视内心需求，规划个人成长目标，并通过有意的休息和放松提升整体幸福感。随着经济压力和工作强度的增加，年轻人面对“内卷”文化，开始寻求能够平衡压力和恢复精力的办法。慢生活和独处不仅成为对快节奏社会的一种“心理减负”策略，也是典型的情绪导向型的压力应对方式。

总结：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裕但未来前景迷茫的状态下，人们更多地在生活 品质和心理健康层面展开深层的探索，注重掌握对自身生活的控制权。

结论与展望

2024年，科技革命如火如茶，人工智能开始深度融入中国人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状态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社会思潮的强烈冲击，使中国青年人在不确定时代中遇到新的挑战。 从思想到行为，青年人逐渐展现出适应社会环境的强大能力。 行为方式的微妙变化，体现出青年人追求个性化同时兼具理性务实的特点，无论基础需求、个体发展或是情感诉求，青年人都试图在保持“悦己”的同时，采取更具防御性和理性化的生存与发展策略。

未来随着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科技对行为的重塑过程亦会加快，进而影响到消费端和产业端，形成新的消费模式与产业结构。青年人已经成为中国消费变革和产业转型的主力军，青年人行为方式的深刻变化，值得消费领域的从业者和相关企业人士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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