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最能体现钱基博苦心孤诣的，莫过于他对文学史书写的思索。他的文学史概念，从西学中得来，而文学史观，却根植于他所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史之学”。他提出了作史“三要”——“事”“文”“义”，并将这一理论具体化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此书的特殊意义，正在于其不尽合西方文学史观，而能充分照顾到中国文学自身的性质。
现代文人的忏悔录
《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一部纪传体文学史，涵盖了1911年至1930年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两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梁启超、胡适等为代表。如果说，以“列传”的笔法撰写文学史表现了钱基博守成的一面，那么，“古文学”和“新文学”的划分，则是其融会新知的独特发明。
“以人为本，史以传显。”钱基博并不局限于以文论文，而是从宽广的历史背景中，寻求和探索这一时期“文章得失升降之故”。这种写法，有别于当时的其他文学史著作。书一出版，便引起新旧文学家的多方争论。《学衡》派主将胡先骕先生不吝赞美之词，谓其“为今日著述界有价值之著作,可断其必能风行于一时，即在百世之下亦不至于覆酱瓿”。
在这本书的四版增订识语中，有一段文字颇值得玩味，钱基博提到自己对守旧文人态度的转变，年方弱冠的他，觉得守旧的人顽固腐朽，后来却觉得他们的言论切中实际。1920年，在与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裘廷梁辩论文言与白话问题的信中，他亦说过：“我‘信而好古’的思潮是和现在新潮澎湃一同起的，我从前也不是如此。”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呼声日高时，钱基博反倒觉出传统文化的好呢？他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一，古人著书，原是自道经历世途的感想，自己略尝世味，有许多现实的经历作参考，方有了亲切的体会；其二，治西方历史哲学、伦理哲学的功夫进步了，有了许多参互比较的材料，格外显出了中国古代学说的真价值。
钱基博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这十几年，正是军阀连年混战时期。1925年，直系军阀齐燮元在无锡洗劫了钱基博父亲钱祖耆经营的永盛典铺，还烧毁了他以毕生精力拓建的钱氏祠堂。
“昔贤咏‘一将功成万骨枯’，吾则谓一儒成名，百姓遭殃。我生不辰，目睹诸公衮衮，放言高论，喜为异说而不让，令闻广誉施于身；而不自知诸公之高名厚实何莫非亿兆姓之含冤茹辛，有以成之。”
面对“无端妄谈，误尽苍生”的风气，钱基博用这本他视为“现代文人忏悔录”的书，打破了沉默。
“吾人何以自处”
当钱基博答应了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校长顾祖瑛的聘请，毅然离弃优渥的军职时，他已经为自己的人生选定了道路，回到祖父三代教书的老本行。
“我有些小聪明，能用吾脑，碰到一些事，能够正反面看，不同普通人的只看表面；万一被人利用着我打歹主意，我将误用我的聪明害人！”他要的，就是一个相对单纯得多的环境，使自己在乱世中不致被人利用而更添罪恶。
尽管在世俗看来，小学国文教员与之前的待遇没法比，钱基博却能怡然自得，“吾从前月薪二百，往往萧然块处，时有遐思；而今则哓口瘏音，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乃益以此收放心焉。於戏！吾知免矣！”
往后，除去在吴江丽泽女子中学的两年、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七载，钱基博的学术、教学生涯都在大学里展开。他执教过的大学，绝大多数是私立的。
1925年，钱基博出任北京清华学校新制大学普通部国文系教授。这所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钱基博呆了不久，就感到校园里过于洋化。因教师争薪引起“改造清华”的风潮，校长召开教授会，会上钱基博发言：“我们不要谈薪水！我们的薪水，是美国庚子赔款；庚子赔款，是全国四万万人，吃了许多苦的血债！我们拿来受用，心里本觉得难受；少拿些，少担些罪孽，也心安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