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制度变迁理论为本文构建分析框架来理解农村社区农业经营方式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农业经营方式可以解释为在外部因素冲击下农村社区内部各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经营制度，是农业经营主体在既有制度环境下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及其产权结构，决定农业生产中要素投入、组织生产及实现其生产目的的形式。并且，对于特定的农业经营主体，假定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给定的；随时间变化，不同时期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又是可变化的。如此一来，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稟赋就是该农业经营主体在特定时点上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的相对价格。外部因素(例如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发展，政策激励，技术进步)的变化会首先冲击社区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而引起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这将使社区内农业经营主体发现在现有农业经营方式下不能获得的潜在利润。于是，各农业经营主体会对各要素(可观察的)相对价格比率的变化直接做出反应，通过成本—收益估计将资源用于新的获利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村庄能人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基于在知识、经验、技能和胆识方面的优势来探寻获取潜在利润的机会。同时，作为“初级行动团体”的农业经营主体与作为“次级行动团体”的其他利益团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农村社区的文化、习俗、社区意识等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也会影响农业经营方式的演变。以上体现了农村社区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逻辑过程。
具体来看，在社区维度，以下因素将对农业经营方式演变产生影响：
1.农村社区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变化。首先，农村社区的自然禀赋，例如地形地貌特征、气候条件、经济区位，是基础性制约因素。其次，在中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诸如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社区外部技术供给的变化等，使土地与劳动力、土地与资本、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发生了变化，进而使各要素的相对价格比率有了变化。尤其是农村社区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中青年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相对土地、资本的价格上升，导致农户对中间投入品以及中间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增加，这将促进农户与社会化服务组织之间的社会分工，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预期收益，诱致规模经济(包括服务规模化和生产规模化两类)机会的出现。从农村社区整体来看，农业劳动力流动方面的社区间差异一方面体现在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流动方式(“离土不离乡”还是“离土又离乡”)上，这些差异进而会导致规模经济实现方式的不同。最后，市场规模的变化会导致不同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对某种农产品的政策补贴也会影响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及种植结构，两者均会改变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偏好。
2.农村社区文化。农村社区文化包括耕作习俗、农地依赖感、社区认同等，这些因素使农业经营方式表现出路径依赖性。当前中国并没有完成“农民的终结”，在转型期间，农业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传统的耕作习俗以及对土地的情感，会影响农户对要素的配置，即使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部分农户(尤其是一些社区的中老年人)也会选择保持原有经营方式或对原有经营方式进行局部调整(罗必良等，2014)。
3.市场化程度。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生产的市场导向。在转型时期，伴随着由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对农产品需求的明显上升，一方面，在产品市场上会带来农业生产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另一方面，在要素市场上，要素与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会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引致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产生。现实中，由于不同农村社区所面临的外部市场以及专业化分工程度存在差异，社区内部农业经营方式选择也有所差异。
4.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村庄能人。人力资源是农村社区内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村庄能人③往往是率先识别要素与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和发现潜在利润的经济主体，即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要素与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会使他们发现在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潜在利润。为获得这一利润，他们会根据所在社区的资源禀赋和社区结构特征推动农业经营方式的调整。
5.农村社区内的权力结构和社区成员的关系强度。在农村社区内部，作为“初级行动团体”的村庄能人要把潜在利润转化为现实利润，还必须有“次级行动团体”的协助。作为农村社区内“次级行动团体”的构成之一，村干部掌握着社区内的行政资源。当前，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往往被当做考核村干部政绩的指标。因此，在农业经营方式演变中，这两个行动团体在理论上能实现“激励相容”。
“次级行动团体”还包括一般农户。农业经营方式的任何调整必然涉及作为土地资源占有者、所有者和受益者的农户的利益。农户、村庄能人、村干部能否在农业经营方式调整中达成共识，取决于所在社区的声誉机制和信任机制(洪名勇、龚丽娟，2015)。因此，当社区内部农户之间具有较高关系强度和较好信任机制时，农业经营方式调整中的交易费用会有所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