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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北宋中国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到1300年左右已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前后被英国超过，1750年之前，虽然中国部分地区和欧洲最富裕地区生活水平相距不远，但作为整体的中国已落后于西欧，因而，东西方的大分流在工业革命前已经开始。这一发现与以上人均GDP逐渐下降的发现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中国人均劳动生产效率的不断下降对于经济发展、国家进步是重要的负面因素。
较之国际同行更为科学严谨
这些发现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一些关注，但重要性应该还未被完全意识到。最近英国《经济学人》以及日本《日本经济新闻》杂志对此进行报道，之后才反馈到国内，同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议论。在此，有必要进行一些说明。
这个项目是一个长期、系统、艰苦的研究工作。我们用生产法测量中国古代GDP总量、人均量及结构，测量的基础是相关朝代官方和民间的各类记录。比如对于明朝，我们使用《明实录》、《万历会计录》、地方志等史料进行测算，这些史料对人口、粮食以及手工业(包括陶瓷、纸张、生铁、铜等生产量)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宋代的数据则来自《宋会要辑稿》《宋史·食货志》《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事实上，中国在这些方面历史数据的记录远超同时期其他国家。正是得益于中国历史数据的完备性，和国际同行相比，我们的研究在方法论或数据完备性上远远领先。
据此，我们不同意中国经济史“加州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清代经济发展水平是世界领先的。我们的数据比“加州学派”更全面。同样，我们也推翻了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有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结论，他认为中国人均GDP在宋代从450美元上升到600美元，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这一推测与我们的研究结论完全不同。麦迪逊已于2010年去世，在那之前，我们与他有过多次通讯来往，仔细请教其计算中国经济总量的基础性假设。他通过电邮告诉我们，他完全是通过自己的估算假设中国历朝历代的人均GDP水平，然后乘以人口数量得出经济总量。相比而言，我们使用具体数据进行严谨计算和检验，虽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继续改进和完善，但应该说比麦迪逊的估算前进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