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全球传媒业：悲情之下，待解的难题

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转向：商业媒体的收入主要来自广告和读者。现在，广告大头被Google、Facebook、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科技巨头吸走，媒体只能更加依靠读者。而深受假新闻和垃圾信息困扰的读者，也越来越有意愿为优质信息付费，乃至将支持新闻业视为自身的公民责任。

可惜的是，这个看上去一拍即合的解决方案，并不完美。一方面，高高建起的付费墙对于媒体的公共性是一种伤害；另一方面，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当越来越多媒体加入付费阵营，再慷慨的读者也不会一一解囊相助。正如纽约州立大学助理教授Brian Moritz所言：你不能期待读者既订阅地方报纸，又订阅《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又订阅Netflix，又每个月固定赞助自己喜欢的播客……

当读者必须有所选择的时候，“二八效应”会非常明显：80%的收入都流向了20%的顶级媒体，它们可能因此活得不错（《纽约时报》在过去两年中的雇员数量从1300人增加到了1500人），但80%的非顶级媒体则会依然生存艰难。

2018年，大量传统媒体还没有找到出路，一批曾经炙手可热的新媒体网站也陷入了困难。BuzzFeed、Vice等明星新媒体发现：声势再大，流量再多，广告收入还是哗哗流入Google和Facebook等平台的腰包。这也是前者开启付费会员计划的原因。

更凄惨的是另一家曾经的新媒体未来之星——Mic。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美国新媒体一度光芒耀眼，估值数亿美元。然而，今年11月底，几乎所有员工全部被裁，公司以约500万美元的白菜价出售。

寒冬之中，BuzzFeed创始人Jonah Peretti近期表示：未来可能寻求和美国“五到六家头部的数字媒体合并”，Vice和Vox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合作对象。如果头部的新媒体都需要抱团取暖，那么中部和底部有多冷，大致可以想象。

新技术带来的解法也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表现。今年10月，以区块链技术驱动的新媒体Civil公开募资失败。Civil是最具野心的一家区块链媒体公司，它计划支持新一代的、无需依赖广告的媒体创业公司。在今年9月开启的募资中，Civil计划筹得2400万美元，最低目标是800万美元。然而，一个月的募集期结束时，Civil仅仅筹到了大约140万美元，其中还有100万是来自Civil的直接投资方。失败后，Civil宣称几周后便会再次开启募资，但至今仍没有音信。由于已经开始和一些地方媒体合作，Civil的募资失败还引发了部分记者的讨薪。

当然，是实验就会有失败，重要的是不因失败而停止尝试。今年传来的一则好消息是：来自荷兰的新型媒体The Correspondent在美国众筹成功。这家媒体2013年在荷兰通过众筹成立，全部依赖会员支持，但并不设付费墙（也就是说，不交钱也能阅读），也没有广告，内容优质，不追逐热点，不搞标题党，不煽动人们的情绪。它在荷兰的成功既令人赞叹，又让人提出疑问：是否只有发达的小国才能支持这样的模式？2019年年中，英文版的The Correspondent将会正式发布，它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在美国的命运如何，很值得期待。

总的来说，2018年，全球媒体在“活下去”这个基础的问题上，有所探索，有所失落，还是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

“封得好”：民众对媒体管制的支持

2018年，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普遍恶化。一个细节再好不过地折射了这种局面：今年8月，在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上，日本的排名前进了5名。但是《日本时报》提醒：这部分是因为其他国家的状况变得更差了。

在当今世界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上，一个国家好像是在顺水行舟，不退则进。当那么多国家都在变差的时候，“基本不变”竟成了一种进步。

对新闻自由的一大威胁力量是遍布全球的强人领袖：美国的特朗普、俄罗斯的普京、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沙特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捷克的泽曼、斯洛伐克的菲乔、匈牙利的欧班……他们是自由媒体的打压者，不能容忍异见。记者无国界组织在发布今年的新闻自由排行榜时还提到，各国的媒体管制模式可能存在互相影响和学习。

上面这几段讲述的故事也是《时代》周刊封面文章塑造的主要框架。但是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硬币的另一面：威胁言论自由的并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

实际上，今日世界的政治强人，大多走的是民粹主义路线。他们抛出的观点和政策，大多以迎合民众意见为出发点。对自由媒体的打压，固然是为了削弱监督和反对的力量，但也是煽动和迎合了民众中的反媒体情绪。

盖洛普和奈特基金会于今年9月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连年走低。有69%的美国人说，他们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在过去10年间降低了，只有4%的人说他们的信任度提高了。而且，在那些信任降低的美国人中，有30%的人（也就是全体美国人中的21%）表示：他们的信任不可能再恢复了。

特朗普对媒体施以攻击，将他自己不喜欢的报道都 污名化 为“假新闻”，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国部分民众的反媒体情绪。但这更可能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因为社会上已经存在这样的情绪，因此特朗普会采用这样的策略，而这样的策略又进一步加强了反媒体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