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王尔在论文中探讨了东汉初年士人隐逸现象的盛行及其背后的意义。东汉王朝初立，出现了一批士人选择隐逸，这反映了皇权消长、政局波动、天命承接、个人崛起、风俗迁移等多重因素。士人因对东汉王朝的不信任、对光武帝政权合法性的怀疑以及对个人尊严的坚持而选择隐逸。光武帝采取“圣主不宾”的策略，容忍隐逸、鼓励守节，这不仅缓解了与士人的紧张关系，还推动了隐逸风气的蔓延，形成了“邦有道，亦可隐”的新观念。这一政策使得隐逸成为东汉重建正统的思想资源，并使得“隐”获得了独立存在的意义。论文还讨论了东汉士人对隐逸的正当化理解，以及这种观念如何影响了东汉社会的个体行为和观念。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东汉初年士人隐逸现象
东汉王朝初立，士人因对政权的不信任、对光武帝政权合法性的怀疑以及对个人尊严的坚持而选择隐逸。
关键观点2: 光武帝的“圣主不宾”策略
光武帝采取容忍隐逸、鼓励守节的策略，不仅缓解了与士人的紧张关系，还推动了隐逸风气的蔓延，形成了“邦有道，亦可隐”的新观念。
关键观点3: 隐逸的正当化理解
东汉士人将隐逸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意义，认为在“邦有道”时也可以隐逸，从而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
关键观点4: 隐逸对东汉社会的影响
隐逸成为东汉重建正统的思想资源，对东汉社会的个体行为和观念产生了影响，推动了东汉士人对个体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追求。
正文
“老”也是一种有政治文化意味的自况。假托“老耄”的逢萌声称“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济时乎”，话里有话。另一“耆老”杜笃也慨叹：“杜氏文明善政，而笃不任为吏；辛氏秉义经武，而笃又怯于事。外内五世，至笃衰矣！”[17]杜笃的高祖父是杜延年，外高祖父是破羌将军辛武贤，其祖辈皆是西汉名臣，杜笃对比西汉祖先之名望与自己的无能，蕴含怀才不遇的哀怨。“耆老”孤高倨傲的没落感，有其特定的对话者——年轻的刘秀开国集团。
与“耆老”相对比，年轻是刘秀开国集团的显著特征。刘秀生于哀帝建平元年十二月（前5）。[18]他二十八岁起兵于南阳，三十一岁建立东汉。刘秀被同伴称为“长者”[19]，其将帅大都比他偏小。考有年龄记载者：“建武元年正月……禹时年二十四岁”[20]，邓禹生于平帝元始二年（2）。“及王莽败，更始立……时弇年二十一”[21]，耿弇生于元始三年（3）。“王莽居摄中，隆父礼与安众侯崇起兵诛莽，事泄，隆以年未七岁”[22]，刘隆出生不会早于平帝元始元年（1）。更始元年（23）“更始乃征憙，憙年未二十”[23]，赵憙出生不会早于平帝元始三年（3）。士人年龄还可从“初仕新莽于郡县”的履历来推测。明载起家于新莽者如冯异“以郡掾监五县……为王莽拒汉”；岑彭“王莽时，守本县长”；贾复“王莽末，为县掾”；耿况“为朔调连率”；景丹“王莽时举四科……迁朔调连率副贰”[24]。可见刘秀集团成员大多出生于哀、平年间或更晚，建武元年时普遍二三十左右岁。他们属于“汉末新莽一代”，没经历过西汉的繁华时代，反而被批判汉朝、拥戴王莽的社会氛围所耳濡目染。[25]他们大多未曾出仕西汉，甚至没到过长安，没有多少“思汉”的情绪。在当时天下名士、西汉遗民眼中，刘秀集团像是一群骤然冒起的青年团伙，没有多高的威信，遑论建立一个远离长安的所谓“汉”朝。三辅平陵士人荆邯称“今东帝（光武）无尺土之柄，驱乌合之众”[26]，含有这种意思。
在隐士逸民与统治者、耆老与新秀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六七十岁饱经沧桑的西汉元老，面对一群自称是汉家新主的二三十岁的皇帝及其功臣，会质疑后者统治的正当性。建武元年（25），冯衍与田邑的一场对话反映了两代人对东汉政权的不同态度。冯衍，西汉名将冯奉世、冯野王之后，更始汉朝之立汉将军、太原郡狼孟县长。田邑，更始上党太守。“衍与邑素誓刎颈，俱受重任”，二人为更始帝镇守山西。[27]光武即位之年，田邑听说更始帝已遇害，便向光武请降。冯衍不相信更始已死，写信批评田邑背叛旧主，指责他将上党拱手让敌。其信从君臣节义出发劝降田邑，视光武为敌国、倾覆更始的仇人。[28]田邑回信，有理有据。田邑认为，如果更始尚在，自己绝不会对之背信弃义；“新帝司徒已定三辅，陇西、北地从风响应”，投奔光武只是大势所趋，愿听从命运的安排；“主亡一岁，莫知定所，虚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为臣，焉知为主”[29]，他从现实的理性的角度作出抉择。
田邑此时年三十，与光武集团年纪相仿。[30]冯衍大概出生于成帝中期，建武元年时接近五十岁。[31]虽同为更始部下，冯田两代人的观念差异可谓明显：冯衍自矜于西汉遗臣身份，不忘夸耀祖先功德，效忠更始，不信任光武新朝；田邑没有身份负担，顺时而变，积极为未来另谋出路，主动投身于能让自己发挥才能的新主。冯衍后来入仕东汉，但不受重用，他向故友讲起一则故事：某人挑逗邻居家的两个妻，长妻骂他，少妻回报他。后来邻居死了，这人娶其长妻。别人问为什么娶了当初骂你的，这人回答，作为别人的妻就希望她回报我，作为我的妻就希望她骂人。[32]冯衍有其隐喻：某人喻光武，邻居喻更始。长妻喻冯衍，少妻喻田邑这样的年轻者。他暗示，我虽骂过光武，但光武看不到我的秉性忠贞，反而偏爱轻狂善变之徒。两汉更替的历史车轮滚滚碾过，新汉朝的建立带来“时无故典，朝廷又少旧臣”[33]的局面。一方面，“关中耆老”渐渐退场，隐遁成为他们无奈而又自主的一种选择；另一方面，逃逸是他们的一种姿态，背后是对西汉的忠信，及对新兴统治集团的轻视。它与统治者之间构成一种对峙、对话关系。
对待这种局面，光武自有回应，下面再论。表面上，光武礼待耆老。[34]这种表面的“重”与实际上的“轻”也显见。范晔论卓茂：“建武之初，雄豪方扰，虓呼者连响，婴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给之日。卓茂断断小宰，无它庸能，时已七十余矣，而首加聘命，优辞重礼，其与周、燕之君表闾立馆何异哉？”[35]碌碌无能的卓茂，因其西汉元老的身份得到重礼表彰，足见光武用遗臣某种程度上是为装点新朝门面，在乱世笼络人心。但心气颇高、阅历丰富的耆老们并不甘心做皇权的点缀物，他们多持一种桀骜不驯、不愿阿从的态度。严光，少有高名，曾与刘秀是同学。刘秀称帝后，严光隐姓埋名。光武用安车玄纁遣使聘请，派其故旧、身为宰相的侯霸卑辞延请，严光以“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十四字作答。[36]“建武十七年，复特征（光），不至。年八十，终于家。”
耆老普遍敢于批判现实。他们常使光武鱼鲠在喉，屡遭后者严厉的责罚。申屠刚，汉丞相申屠嘉之后，“光武尝欲出游，刚以陇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谏不见听，遂以头轫乘舆轮，帝遂为止。”光武苛求吏事，动辄捶扑打人。申屠刚批评这种风气，“以数切谏失旨”、“帝并不纳”，终遭贬官，以病去官，卒于家。[37]鲍永，汉名臣鲍宣之后。鲍永曾为更始汉朝尚书仆射，坚守并州，直至确认更始已死才肯归附。“帝见永，问曰：‘卿众所在？’永离席叩头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诚惭以其众幸富贵，故悉罢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悦。”[38]鲍永认为带领部队加入刘秀享受富贵是可耻的，便解散部队，已触犯光武。鲍永还公然祭拜更始之墓，他宣称：“亲北面事人，宁有过墓不拜？虽以获罪，司隶所不避也。”“帝闻之，意不平。”鲍永借祭拜缅怀更始表达忠君大义，重唤对光武叛臣举动的记忆，犯其忌讳。
桓谭，始仕于哀平之际，担任王莽掌乐大夫、更始太中大夫。才高而政治阅历丰富的桓谭，“世祖即位，征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他上书论政，把光武的用人、用兵、用法乃至偏好谶书之取向批评了个遍。“帝省奏，愈不悦。”桓谭最终因为批评谶纬，遭到光武的性命威吓，七十多岁时郁郁而终。[39]
郑兴从更始朝流亡至陇西的隗嚣，不被嚣所礼屈。[40]建武六年入东汉，频频谏诤。七年日食，郑兴以《春秋》灾异学指出日食起源于君主用人不善：“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因此，“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时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41]郑兴借机表达对郭伋任大司空的支持，郭伋是汉代大族郭解之后，与郑兴同属西汉遗臣。而郭伋的竞争对手是“功臣”，即刘秀开国集团。郑兴为郭伋撑腰，批评光武倚重年轻的功臣，代表了西汉遗臣对光武集团人事安排的不满。郑兴又称“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42]其一系列建议都没被接纳。“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43]郑兴以学术抗衡权力，拒谈谶学，始终人微言轻。建武九年郑兴辞职归隐，多次拒绝朝廷征召。
遗臣耆老入仕东汉，与当局并不契合。他们又自恃于元老、前汉名门后代的身份，直抒胸臆，竭力进谏，不愿迎合，在建国之初、亟需歌功颂德的时刻下屡唱反调。因而常遭排抑、疏离甚至惩罚。这一群体入东汉后并不受重用，已蒙受易主改仕的羞耻，还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责辱，他们转向归隐。
处于观望状态的遗老逸民，本来就质疑刘秀集团重建汉朝的正当性，又经历或目睹了遗臣出仕的下场，有物伤其类之感。与其受辱，不如归隐山林，后者是保有尊严的唯一途径。隐者闵仲叔，应司徒侯霸之辟，却无用武之地：“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劳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惧；今见明公，喜惧皆去。以仲叔为不足问邪，不当辟也。辟而不问，是失人也。’遂辞出，投劾而去。复以博士征，不至……以寿终。”[44]这种隐遁、复出又再次离开的情况，不在少数。隐逸潮流渐趋强化，源自光武与遗臣的紧张关系，士人的政治理想、人格理想与现实政治的尖锐冲突。
二、“圣主不宾”：皇帝处理隐逸热的策略与东汉的正统重建
隐士多宣示“不臣”、“不宾”。[45]面对这种集体性“不臣”的坚决态度，光武诸帝逐渐摸索出一种应对的策略。允许隐逸的存在反倒成了东汉推行王道的一种姿态，隐逸成为东汉正统性重建工程中的一部分。
博士范升上奏，批评周党等隐士目无君长、态度傲慢。范升认为“尧不须许由、巢父，而建号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齐，而王道以成”，[46]古代许由、巢父、伯夷、叔齐自以为是贤者，其实他们名不副实，其不仕不影响圣主实现王道。如今周党、王良、王成蒙受皇帝厚恩，使者再三聘请才肯上车；到了帝廷，不讲礼数，伏而不谒，“偃蹇骄悍”，仍然逃而拒仕。他们试图以这些举动谋得清高守节之名，实则沽名钓誉，不识大体。范升对隐者的有力批评，可能代表朝中一股反对隐逸的意见。光武将此奏公开，并作出这样的回应：
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47]
光武将范升提到的许由、伯夷事迹，从新的角度来诠释：范升强调圣主不需依靠隐者来实现王道，隐者在王道结构中是多余的；光武的回应是，隐逸与王道的实现不相妨碍，人各有志。重要的是，王者包容“不宾之士”，说明其胸怀之宽宏，对于志向不同的异见者持仁慈、接纳之心来对待，这一品质才能成就真正的“明王圣主”。[48]换言之，“明王圣主”的统治下，“不宾之士”可以正当存在，甚至必然存在。因为不可能人人都愿意侍奉朝廷，某朝若没有在野之士，则必有被强迫入仕者，这就表明统治者气量之狭小和治术之专横。光武之诏认为，尊重隐者、容忍隐逸、鼓励守节是圣王的必要品质。不宾之士衬托出明王圣主，隐逸现象转化为王道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作为处理当朝与隐者关系的舆论导向，一方面，以周党比附伯夷，光武以“明主”周武王自我拟喻，宣示东汉可以比肩“圣朝”。另一方面，光武也承认本朝尚未完美，仍有缺陷。异见者衬托出皇帝政治上的谦虚态度和不断完善现状的决心。“圣主不宾”的新观念在建武朝漫延，蔚为风气。陈元上疏论皇帝与大臣相处之道，提出“师臣者帝，宾臣者霸”，劝说光武“劳心下士，屈节待贤”，[49]得到认可。陈元强调以臣为宾，迫其宾服，这是“霸者”之所为，“明王圣主”则应以贤臣为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