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发现近几十年又是一个发生剧变的时代。自1960年代以来，一系列解放运动促使个体摆脱大量传统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束缚，从无用的、压抑的社会制约中解放出来。这些运动往往打着“无拘无束”的旗号，极大地激发了个人自尊及其潜能，但人们很快又发现，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文化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
“从某种意义上，在这一文化里，破坏规则成为唯一可以存在的游戏规则。而人们首先要面对的现实是，道德价值观与社会准则绝不单纯是施加于个人选择之上的粗暴限制，而是任何类型的合作事业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
他不愧为敏锐的思想家，随后就发问：
“假如我们能就人类社会需要约束和规则这一问题达成广泛的认同，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
由谁的规则来做主？
’”
这正是
问题的关键
。
抛开道德谴责不说，
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守规则时，通常有三种应对之道：
1）修改规则，使之更吻合现实，或实现双方互利平等的竞争；
2）充分权衡考虑各方利益，让弱势者也能参与规则的制定，使他们也有主动遵守规则的动力；
3）强化规则的执行。
然而，在现实中很有可能出现的却是另一些状况：
1）坚持规则不变通，结果是在这一规则之下你完全没有翻身的可能，
强者还强调逆来顺受是你获得幸福的唯一出路；
2）弱者被排除在规则的制定过程之外，甚至当他们通过遵守规则获胜时，发现规则又变了，新规则仍然对自己不利；
3）规则执行不到位，不遵守的人得利，遵守的人甚至没活路，而规则的制定者却根本不考虑这一点，其结果是最终遵守的人也“逼上梁山”，开始质疑。
不过，与美国那种“一旦规则定了，就严厉执行”的做法不同的是，在中国却往往是“规则虽然不是你定的，但执行起来倒有通融余地”。
何谓规则？规则应当是参与的各方都同意，并形成有效约束力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对“制度”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约束。”
这实际上是有一系列前提条件的，例如共同参与并协商制定、过程透明、兼顾各方利益等等；此外，即便是输家，也有其基本权利，中世纪骑士准则之所以能得到奉行，与其说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深信这是公平竞争，自己即便战败也不会被肆意凌辱；但如果输家的权利没任何保障，那为了避免这种可预见的悲惨情形，自然会在斗争中使出更没下限的手段。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就曾说，现代政治比以前趋向极端而无底线，
“过去由专业人士或专家进行的战斗，彼此之间都还存有一分敬意，也比较遵守游戏规则，甚至还保有几分骑士精神，如果双方社会地位相类，更是如此。”
中国社会的规则制定却不是这样。张德胜在《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中指出，孔子心心念念在意的是如何为社会制定规范，以实现长治久安，但他所设想的规范却是
以家长式的态度，由上层社会的“君子”单方面制定的：
“社会规范与医师的处方一样，当事人不必知之，只要照办就行。所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认为这充分表现出他的愚民立场，实则他只是申述行为规范的本质。”
换言之，当时社会的“乱”与“活力”都体现在旧有规范的模糊与崩坏，以至人人不安其位、自定规则，而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子所开出的药方，则是重新回归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秩序，由上层制定规则，下层百姓无权参与，只须（或说只能）照办，至于像英国《大宪章》那样逼迫国王签约遵守，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不仅如此，为了确保统治者始终能掌控局面，游戏规则往往是模糊的、不透明的。前513年，晋国铸刑鼎，将成文法条铸在鼎上，昭告世人。孔子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晋国将亡的征兆，因为这样不分贵贱都将按公示的法律行事，原先的等级结构将难维持（
“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
）。虽然治国不得不依靠法令，但后世的规则制定者往往不让规则完全清楚，而有意模糊一点，以便给自己留下自由裁量权，操纵游戏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游戏规则本身并不透明且随时可以更改，那么博弈的结果势必是：潜规则弥补了游戏规则的漏洞，而这主要规约的不是对规则的遵循，却是对规则的违反。与此同时，弱势一方的办法要么是钻规则漏洞，要么是通过死抠条文（这是“贱民的保护伞”），又或者就是彻底无视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