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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今年6月到期的债务主要是短期国债，不存在所谓的债务续接风险。
至于新一轮减税计划撬动财政扩张，从而引发财政持续性担忧，更缺乏历史印证。以2020和2021年为例，当年财政较前一年扩张弹性，相较当下有过之无不及。2019年财政赤字率尚在4%左右，2020~2021年美国财政赤字率猛拉至10%以上。
如此迅速的财政扩容姿态，却未引发财政持续性忧虑。
美国财政忧虑显然来自更深处。
三、历史已给出主权债务风险的答案
美债利率偏高，背后隐藏市场对美国政府信用的担忧，也就是对美国主权债务的忧虑。
美国主权债务危机的忧虑，背后有着非常朴素的直觉判断：债务持续扩张必将酝酿危机。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财政扩张并不总是与主权债务危机划等号。
历史上财政宽松的国家并不少见。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全球进入到信用货币时代，我们几乎很少见到国家始终恪守财政紧平衡。
相反，大部分国家的财政赤字规模都会在诸多情景（例如金融危机冲击，又例如经济增长持续疲弱）下有所扩张。这也是信用货币时期财政和金本位时期财政最大的区别。前者强调逆周期，后者强调跨期平衡。
信用货币时代扩张财政的绝大多数国家，并未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甚至连一次像样的主权债务风波都不曾有过。
以日本为例，财政扩张已经维持了将近30年，政府杠杆率全球第一，但并不妨碍日元和日债，一直全球公认的安全资产。
当然，最近日债也起了一些新变化，这些变化我们将在详细讨论。
离我们最近的两例主权债务危机，一次发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拉美（巴西和阿根廷）地方主权债务违约；一次发生在2010~2012年，希腊为代表的欧洲边缘国家爆发欧洲主权债务风险。
自始至终，希腊政府杠杆率都未超过日本。戏剧性的是，希腊政府杠杆率在150%水平时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然而日本至今政府杠杆率在200%以上，却未有风险迹象。
数据给出提示：政府债务规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能否控制债务风险。
政府控制主权债务风险，不外乎两个手段：
或调节利率，进而调整利息负担，控制利息偿付风险；或维持债务投资者信心，主权债务免遭抛售风险。
政府能否控制主权债务风险，需要满足两个外部条件：
其一，货币松紧掌握在政府自己手中，即主权货币独立。
其二，主权债务主要持有者为境内投资者，可受政府部门调控。
满足这两点，一国主权债务风险暴露的概率极低。
曾经的拉美主权债务危机，伤在主权债务主要是外债；欧债危机伤在欧元区国家财政权力独立，然而货币主权不独立。
诚如日本，既无外债担忧，同时紧握货币主权，即便政府杠杆率 “一骑绝尘”，也未激发起丝毫主权债务风险水花。
四、美债危机何尝不是一次美国货币困境
如上所述，一国货币主权独立，同时政府债务主要面向境内投资者，满足这两个条件，即便一国政府债务量再高，其主权债务的风险依然可控。
货币主权独立，意味着货币松紧听由政府意志。法币制度下，一国货币松紧影响境内金融机构。
货币主权独立，政府债务且是内债，这两个条件其实指向一个方向——政府债务可以通过调节国内货币，影响境内金融机构行为来解决。即，主权债务的问题，等价于主权货币问题。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论证这一结论，需用到的分析工具是央行资产负债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