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霆丨汉德克：诺贝尔的文学伴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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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

在少量洋相之外，大多数得奖者都很配合。在盛装粉饰的人类文明大法的法会之上，他们恪守尊严地顺从着这种贵族和布尔乔亚文化的垂青，场面虽然庄严，但也是冷暖自知。而得了这个奖便难以写出更具代表性的作品，这种心理阴影却是和奖金一起存入了他们的口袋。因为或多或少， 他们已成为被那些本该以写作与之对抗的力量抬着游遍大街小巷的文学伴郎。

除了某些固执的人，对世间荣耀多作一些抵抗并不省力，因为你给它一个力，它就会反过来再给你一个反作用力，要知道钻石的本质不过是一些尘埃，诺贝尔奖其实正是一张彩票。

好在那些年代，有资格成为候选人的作家群星闪烁，经常要在这几位或那几位旗鼓相当的大师之间痛加割舍。 大约直到本世纪之前，诺奖的储备库一直是无忧的 ，那是因为自二战前后以降，死神让一些人活得足够长。而对比今日与五十年前的诺奖名单就会发现，作家们的品质渐渐拉开了距离，可选择的在世作家符合其标准的人数在减少，而 它的标准也在降低 ，虽说文学并无什么金科玉律，但公认的好与平庸正在模糊其界限，许多处于中间地带的人未来似乎都有希望。

二、朕就是这样的汉子

汉德克是奥地利南部的人，该地背靠阿尔卑斯山，与南斯拉夫接壤。母亲是斯拉夫人，父亲是德国人，他在西柏林度过童年，在家乡继续学业，大学在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茨。他读的是法律，但当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使格拉茨文学社在整个德语文学圈产生震荡之后，他就弃学了。他以一副摇滚乐手的装扮出现在著名文学团体四七社，皮夹克，墨镜，起初还没留胡子，像披头士一样剪了个拖把头。

四七社是战后西德他的父辈一代人建立的松散文学组织，但却是个精英群体，伯尔，巴赫曼，瓦尔泽，格拉斯，都是当时的灵魂人物。汉德克作为生力军杀出，以《骂观众》在杜塞尔多夫的演出一举成名。

《骂观众》

但是， 他并不属于德国，他是半个德国的儿子，也是异乡人和过客 。伯尔等人继承或更新的德语文学传统，是依然没有斩断脐带的，写实或沉迷于民族神话的，是负累重重的一座座疑问之山，这对汉德克来说有点尾大不掉。

战后德国进入了一种沉闷的生活情绪，人们躲藏起来的骄傲怀着愧疚和惧怕，转化成了固执的对技术的追求，这与一战后纳博科夫在柏林的感受何其相似，全民职业化则使人的精神长期处于规则运转之下，这种特属德国文化的质感是汉德克一直反感并与之保持距离的。在《圣山启示录》的结尾处，他在黄昏中登上柏林附近一座不为人注意的小山，望着城市边缘那些跃入眼中的灯火，终于与之和解了，他仍是做为一个客人去理解它的。就像他去北方一座小城去看望多年不见的老父，就像他回到母系的斯洛文尼亚时看到那些仿佛乡亲的人时，所感受到的平静与无须再度连接的区隔一样。

《圣山启示录》收录于中译本《缓慢的归乡》

话说在遥远的1968年，有一个名叫约瑟夫·巴赫曼的慕尼黑油漆工，因为听信了右派报纸《画报》的宣传，将自己的失业遭遇怪罪到当时的左派学生领袖鲁迪·达奇克头上，4月的一天傍晚，西柏林，达奇克正在为襁褓中的孩子买药，巴赫曼走近他并朝他开了三枪。后者被捕时声称要效仿刚刚发生的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处死这些“毒害好孩子思想的人”。

这件往事的背景实际上是越战，从东柏林逃亡到西德的达奇克因组织学生反战运动，而被《画报》便指责为东德间谍。达奇克幸运地活了下来。巴黎、东京和柏林的学生运动在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后终告结束，青年思潮的激进趋势也异化出了极端恐怖组织，但都旋生旋灭。那个时代颇具理想色彩的图景，可以在法国纪录片《红在革命蔓延时》和伊文思等人的《远离越南》中看到，尽管像是隔了好几个世代那样陌生，世事的表象已屡加更迭，但要了解，我们今天并未脱离二战后这个历史时期的辐射圈，今天世界的格局仍是那时由三巨头谈好的、尘埃落定下来的样子，至少在地缘和意识形态上，还保持着那种脆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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