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由于我的两个女儿尚小，丈夫也忙于自己的事业，我无法享受学术界惯例的一年期休假。我反而要时不时地出差一两周，去国内外的实验室找寻合作伙伴，并将最新研究进展的相关消息带给学生们。这些会议和研讨会的参会者几乎全是男性。由于该领域女性较少，我的合作者也多是男性。
有一回，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埃纳尔·莱夫森
(Einar Leifson)
隔着桌子高声质问：“你老公知道你在哪儿吗？你怎么不待在家生孩子？”当时我刚发表了一篇关于使用最新、最强大的电子显微镜研究弧菌结构的论文，可莱夫森依然忍不住教育我：“小姑娘，电子显微镜怎么能鉴定细菌？你只能靠肉眼和脑子表征它们。”他宣称观察细菌的唯一方法是使用老式光学显微镜，并采用他开发的染色技术。
不过，听听这种吹毛求疵跟失去资助相比也算不得什么。我当时刚刚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提交了详细的资助提案，申请30万到50万美元以继续我在海洋食品安全方面的微生物研究。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提案颇受好评，于是FDA依照惯例派了一个四人小组来做实地考察。其中一名组员便是约翰·利斯顿
（作者的导师）
，他从西雅图飞来。另一人来自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我带他们参观了我在乔治敦局促的实验室，里面挤了两名研究生、两名写毕业论文的本科生和两名技术员。
我向他们汇报了研究方法和工作计划等常规问题。原以为一切顺利——直到消息传来：小组驳回了资助申请。利斯顿来电向我解释，阿默斯特分校的那个教授投了反对票。其余的组员曾与他争论，但谁都劝不动他，因此只能拒绝申请。最令我难过的是，利斯顿说这人投反对票并没有明确的理由，他只是不喜欢女科学家。回想种种，我确信此类出于主观原因而阻碍青年职业发展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我是乔治敦大学生物系唯一的女性，而微生物学教授在华盛顿特区并没有多少就业选择。附近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只有两位女性科学类教职工。我立足的唯一办法是大量发表论文，证明我的研究准确且可复制。可缺了资金，就很难驳斥那些质疑。
乔治敦大学有一股我不喜欢的隐秘风气。刚到那里的头几年，一旦我招了个女博士生，我和她的学术声誉会双双遭到质疑。那些教职工对我也带男学生的事实视而不见，只觉得我是个二流教师，“只能”招几个女学生。他们还觉得，是这些女生不够优秀才会找不到男导师。
1971年，在乔治敦担任七年终身教职后，我有了晋升正教授的资格。同时符合条件的还有一位同事，他还是一位耶稣会神父。我不觉得这事儿有任何悬念，毕竟查普曼在教职工大会上都曾公开夸赞我的工作效率是全系最高的。入职乔治敦大学三年后，我就成了终身副教授。
至于学术声望的硬通货——经费资助，我也从美国海军、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环境保护局获得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微生物生态学研究经费。数据、研究成果和出版成果我也样样不缺。
简言之，当查普曼把我叫去办公室说有坏消息时，我着实蒙了。这一年的提拔我没戏，系里提拔了那位神父。而我要再等一年才能被重新推荐、晋升。我的辛勤付出、才华和有足够数据支撑的新想法……种种我以为足以确保我事业发展的东西都不够。
华盛顿地区。该地区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也就是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当时尚未对女性开放。在20世纪60年代，它也像所有常春藤盟校一样几乎不招女教职工。而离它不远的后起之秀马里兰大学已实行男女同校。
我给那边一位交好的同行打电话询问：“你们的帕克分校还招人吗？”“太巧了，”他说，“我们有位微生物学教授跟你同个专业，他今年即将退休。”
就在我愉快地搬去马里兰大学之前不久，那里有一位完全符合条件的兼职讲师竟然被该校的七个岗位同时拒收。
她问临床心理学的一位男同事，为什么一个岗位都不招她。“面对现实吧，”他说，“你这个女人过于强势了。”那天晚上，伯尼丝·“邦妮”·桑德勒
(Bernice R.“Bunny” Sandler)
在家中哭泣，她的丈夫问道：“你们部门没有强势的男人吗？”“他们都很强势。”她答道。
这就不是邦妮的问题了，她的律师丈夫说：“这是性别歧视。”
这句简简单单的“这是性别歧视”开启了女性在科学界漫长的征程。我们开始联合起来，用数据武装自己，拆除所面临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