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秩序是通过积极政策和明确的外部限制的建立成形的,这其中的罪恶是罕见的、难以想象的,立即引发了危机——比如西柏林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选择。在那里建基地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盟国,却也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像是轻轻地捏住了他们的命门,对美国人来说可能过于强烈了,除非他们扪心自问如果自己的领土上有很多外国军事基地会怎样。然而这种霸权主义通常看来却是一种平庸的、善意的、几乎没人注意的、似乎已习以为常的微妙限制:美国多年来使盟国一直在防务、资源、经济上依赖于美国。这种渗透在半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前线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日本、西德和韩国。坎南认为这是一种从外缘进行的对最坏结果所做的间接控制,麦克默特里称之为“受限制的决定”:既限制了盟国,又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自主决定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日本和德国被美国军事基地捆绑在一起,今日依然如此:战争结束七十多年后我们依然不知道日本和德国真正独立的样子。在近期内也不会知道。
罗伯特·拉萨姆给出了一条重要解释,他把这种秩序称为“国外之国”,并视之为自由世界秩序建构的中心要素。“自由世界”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和威权附属国家。这正是国务卿艾奇逊的自由秩序,也导致了普遍的全球军事化趋势(上世纪60年代超过150万美国军队驻扎在35个国家的数百个军事基地,与43个国家签署正式防务协议,为70个国家的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并被广泛看作是与苏联两极对抗的不幸后果。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在日本和德国的军队也成了他们的国外之国,因为没有这些基地他们就要大规模扩充军备。
这种永久的跨国军事秩序却没有始终保持胜利之势。自1950年以来美国已经打了四场大规模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并且只打赢了一场战争(截止本文写作时)。但是这个胜利结果对帝国群岛的持久性影响微乎其微。胜利、战败或者撤退,战争结束了,但是军队不再士气低落,军人也没有回国(越南是个例外,如果美国能稳定南越,军队就会驻扎在那里)。美国在1945年赢得了决定性的战争胜利,但是随后军队也没有回国:十万士兵驻扎在日本和德国,就像朝鲜南北对峙留下的3万到4万名士兵一样。
随着遏制共产主义成为一种开放式的全球提议,朝鲜战争就成了构建永久驻扎军队和从未有过的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机遇。十年之后艾森豪威尔就可以说“我们被迫建立了一套永久的全面的军工体系”,国防部拥有350万雇员,花掉“所有美国企业创造的净收入”。
这句话出自他的告别演说,少有人记得的是他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
他说道军事工业已经如此普遍以至于它 “无形地渗透了我们的思想”,使美国人认为美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生产武器和导弹。当西欧共产主义国家解体的时候永久军备看起来似乎会缩减,但是“无耻国家”以及“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又对军备扩散产生了无形的、开放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