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株洲市启航辅导学校（
陈银霞 摄）
回忆起启航，
15岁的王子韬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那扇紧闭的大红门。王子韬去年11月因持刀斗殴被抓，随后被警察送入启航学校。王子韬说，大红门后，迎面是一道高墙，从墙左侧开的小门进去，才算进入了学校内部：中间是一个大操场，是学生平常的训练场地，操场左侧有一个凉亭和礼堂，右侧是食堂、厕所和办公楼，正前方是两栋楼，楼下寝室，楼上教室。校内到处都是监控，窗户均用铁栅栏封死，寝室门从外面锁住，上了3把锁。晚上还有教官陪寝，“很压抑。”
魏薇告诉本刊，
启航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株洲本地，分为警送生和家送生。
根据相关规定，警送生主要为因年龄原因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和检察机关决定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魏薇提到，启航的警送生由政府承担学费，矫正时间为
3或6个月；家送生主要为存在不良行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法有效管教，需要求助专门学校的未成年学生，每月学费7000元。在魏薇的印象里，
启航
学校里九成以上学生为警送生，他们多数因盗窃被抓，少数斗殴。
魏薇说，学校有学生
100余人、10名教官、1名心理老师、3-6名实习心理老师，以及几个文化课老师。平常主要课程是训练，包含蛙跳、俯卧撑、跑步、做操、打拳等。魏薇在学校的日子里，学生早上6点打起床铃，起床后整理内务，7点半集合早训，8点吃早饭。上午和下午均为训练。下午5点晚饭，饭后晚训或者看电影——看电影时也不能放松，得坐得笔直。今年三月中下旬开始，学校才零星开了几节文化课。
与王子韬感受到的压抑不同，作为较早入校的学生，魏薇对学校和教官印象不错，甚至感叹学校伙食好，在学校里胖了
10斤。魏薇回忆，去年9月开学时，学生只有3人，教官有6人，训练时教官严格但不乏耐心，一遍遍教他们训练动作。教官多当过兵，有的还在针对叛逆学生开设的特训营待过。休息时，教官“跟我们像兄弟一样相处，给我们买冰红茶、可乐，陪我们跑操、打篮球，没有教官打人。”
在学生的记忆里，教官开始打人，是在去年11月。那正是王子韬入校的时期，当时学校的学生已经有22个，教官也增加了两名。“学生多了，又有不听话的，教官就没那么有精力和耐心。”
王子韬告诉本刊，入校第一晚，他被要求做了1000个俯卧撑和上下蹲，一直做到凌晨1点。第六晚，晚上就寝时，因不小心笑了一声，王子韬被拽下床，总教官拿戒尺在他屁股上打了重重十几板，
五名教官摁住他，
“像摁鱼一样”。四个室友则站军姿列队在旁边看着。
去年12月底，六名学生翻墙逃跑。为了加强管理，老生陆续被任命为班长，辅助教官管理。训练时，教官会安排新生穿插在老生中间，老生监督新生。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一种隐形的权力格局就此形成：教官、班长、老生在权力的顶端，中间是家送生，底层是新生。
班长通常由与教官关系好、训练能力强且待的时间久的老生担任。进入学校最早的魏薇在去年10月成了班长。她说，新生若想跟教官拉好关系，首先得跟班长处好。在学校里，魏薇身旁总围着一群人，甚至有专人为她提水杯。魏薇说，
教官曾暗示过要对家送生好些，他们是学校盈利的一大来源。
在魏薇的记忆里，启航学校的学生开始参与到殴打中，是从今年
2月开始的。当时有个班级提拔了一个班长，对方“很狠”，训练时，学生手指没有对齐裤缝，他会当着教官的面，几个巴掌扇过去。这种暴力的管理手段，效果看起来十分明显。一周左右，这个班级学生们队列整齐，原本揉成一团丢在地上的被子，也被叠成豆腐块，甚至班级里偷烟的问题也不再发生。
“专门学校殴打问题的存在，与近五年专门学校扩张过快，对专门学校监督机制不完善，存在一定的关联。”
中国犯罪学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苏明月从2005年开始研究专门学校。她告诉本刊，专门学校的前身是工读学校，工读学校设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面向有轻微违法的未成年人，采取半强制入学方式；199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将“工读学校”写入法条，确定其为对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的方式。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唐稷尧长期致力于刑法学、少年法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告诉本刊，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工读学校的招生范围逐渐扩大，一些具有学校难以管教的青春期越轨行为
（比如逃学、抽烟、喝酒、早恋、网瘾等）
的未成年人也被纳入了招生对象，工读学校的入学方式也改为自愿申请入学。
“绝大部分家长都不愿意把小孩送到工读学校，到本世纪初，工读学校因为招不到人，萎缩了。”为了消除社会的误解，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和2012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均将条文内涉及“工读学校”的部分，改名为“专门学校”。根据教育部2010年12月29日公布的《工读学校基本情况》数据，低谷时，2009年全国专门学校数量仅72所。
唐稷尧说，专门学校数量的增长与国内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
2023年，最高检公布的信息提到，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日趋多元，未成年人犯罪有所增长，且呈现低龄化趋势。2018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32.7万人，年均上升7.7%；其中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从2018年4600多人上升至2022年8700多人，年均上升16.7%。唐稷尧说，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除了少数几个法定的刑事不法行为类型之外，他们所实施的大部分不法行为都不构成犯罪，无法予以刑罚处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也难以对其处以拘留等行政处罚。如将这些孩子不加实际干预地放任于社会中，一方面可能对社会存在危险性因素，另一方面，则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从保护这些未成年人的角度来说也是不利的。
为此，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对专门教育的定位和专门学校的建设、管理、运行及保障机制作出规定。2021年开始正式实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再次明确了专门学校的定位，即对未成年人开展专门教育的场所，专门教育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一样属于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未成年人具有实施法律所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的情形，除了原来的“申请入学”方式之外，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还可以直接依法决定将其送进专门学校。唐稷尧说，这之后出现了一波改建、扩建和新建专门学校的潮流。
教育部2023年底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119所专门学校，在校生8109人。到2024年7月，专门学校数量增至230所，翻了一倍。
株洲市教育局官网显示，2024年1月22日，株洲启航被准予“办学”
但快速建校背后，设施、师资和监管机制尚未完善。
南方某省会城市一位公办专门学校的教官告诉本刊，他们学校
1个教官只带2名学生，教官均从一线民警抽取。他们不允许殴打，而是采用实地走访学生的学校、家庭、派出所，批改学生心理日记等柔性方式教育。但苏明月看到，近几年随着社会需求的上升，政府在部分地区无法完全满足特殊教育需求，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逐渐进入这一领域。一些民办学校追求盈利的目标，可能导致它们在教育质量和管理上有所妥协。
具体到启航，教官与学生比例为1:10，教官多数是20多岁的退伍军人，大多缺乏教育经验。正式的心理老师只有一位
，魏薇说，几位实习心理老师才19岁，是一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复杂的生源结构，也让老师的神经紧绷。王雪曾在湖南某民办专门学校担任心理老师。她告诉本刊，她感受到学生普遍缺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