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从崇祯五年
（1632）
开始，左良玉率部征战于山、陕、豫等省，先后历经了无数战阵，曾经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几乎所有的农民军交过手，有过大胜，也有过大败。从崇祯十年
（1637）
开始，在左良玉的履历上，已经屡屡出现“骄蹇不奉调”的记录，彼时正值熊文灿总理明军军务时期，张献忠联合罗汝才率军围困安庆，左良玉自河南发兵救援，在六安附近获得大胜。应天巡抚张国维三檄调左良玉乘胜搜剿，左良玉置之不理。总理熊文灿亲至安庆，兵部传令左军听其节制，因为左良玉很看不起熊文灿，他对兵部的传令依然置之不理。
崇祯十一年
（1638）
正月，左良玉协同总兵陈洪范在郧
（yún）
西大败农民军。张献忠准备假扮官军偷袭南阳，被左良玉识破。张献忠拔营而逃，左良玉紧追不舍，并射中张献忠两箭，复挥刀砍中张献忠面部，血流如注，幸亏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赶到，才将张献忠救出。张献忠逃至谷城，见官军势大，遂向熊文灿求抚。左良玉怀疑张献忠是假降，力请将其剿灭，被已经收受了张献忠贿赂的熊文灿制止。到了崇祯十二年
（1639）
，张献忠已经“反迹大露”，左良玉再次催促熊文灿发兵袭击，但依然被熊文灿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时隔不久，张献忠果然复叛，并率部进入郧、竹山中，仓促之间，熊文灿疾命左良玉冒暑进讨，导致左军进入张献忠的埋伏圈，遭遇重创。
崇祯十三年
（1640）
春，杨嗣昌出任督师，驻扎襄阳，并向朝廷举荐左良玉挂平贼将军
印。随后不久，左良玉即配合友军击败张献忠，在追剿的方向上，左良玉与杨嗣昌的意见相左，“嗣昌度力不能制，而其计良是，遂从之”，左良玉因此取得了玛瑙山大捷，且暂时扭转了官军处处被动挨打的颓势。
正当明军的局势逐渐好转，督师杨嗣昌却在协调部属关系方面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如前所述，杨嗣昌本来已经举荐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他后来见左良玉桀骜难驯，又想以贺人龙取代左良玉的位置，及至朝廷批准，杨嗣昌竟然又一次反悔，仍然想用左良玉为平贼将军。此举不仅得罪了贺人龙，同时也得罪了左良玉。以至在追剿张献忠的最后关头，左良玉听信张献忠的使者所谓“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献忠灭，公亦不久矣”的劝说，对张献忠围而不攻，并故意网开一面，放张献忠逃出了官军的包围圈，使本来已经陷入绝境的张献忠就此绝处逢生，进而席卷四川，随之奔袭襄阳，害死襄王，最终逼得杨嗣昌以自缢谢罪而收场。
放走张献忠的左良玉开始称病怠工，养寇自重。杨嗣昌召其合兵进击四川，他居然阳奉阴违，袖手旁观，“九檄而不至”。说左良玉的部队多杀掠或是事实，说杨嗣昌其人猜且专也是事实，但此时的左良玉亦已不是当初那个一心杀贼的左良玉，他先是纵敌逃逸，继而拒不听命，已经彻底显现出一个军阀的面目。
崇祯十五年
（1642）
三月，李自成围困开封。崇祯皇帝命左良玉率部解围。为了督促左良玉进军，崇祯皇帝还特意放出了彼时尚被关押在狱中的侯恂，并起用为督师，发帑金十五万犒赏左军将士，以期左良玉能够真正领命。左良玉抵达朱仙镇之后，马上派遣部将去迎接侯恂的到来。然而，崇祯皇帝为流言所惑，中途又改变了对侯恂的任命，转而以吕大器出任督师。左良玉失望之余，愤愤地说道：
“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尽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吕公代，是疑我而欲图之也。”
随即在朱仙镇之战中被李自成击败。
朱仙镇之役失利，李自成乘胜追击，左良玉则一路狂奔，望风而逃，先后丢失了襄阳和承天等重镇，崇祯皇帝只能迁怒于侯恂，却对左良玉无可奈何。
在襄阳，左良玉大造战舰于樊城，准备赴荆州逃避农民军，襄阳民众怨恨左军掳掠，趁夜将其焚毁，后来甚至出现了襄民焚香牛酒迎接农民军的局面。在武昌，左良玉向楚王开口讨要二十万军饷，被楚王所拒，左良玉于是纵兵大掠，甚至将漕粮盐舶劫掠一空。
崇祯十七年
（1644）
三月，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崇祯皇帝封左良玉为宁南伯，其子左梦庚挂平贼将军印，并许诺平定流贼之后，让他们父子世代镇守武昌，目的自然是为了让他们尽快发兵勤王。左良玉虽然发誓报效，却并没有北上勤王的打算——其实即便左良玉有心北上，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已很难成行了。左良玉只是制订了一个详细的出兵计划上报朝廷，然而，朝廷尚未收到左良玉的奏疏，北京已经被李自成攻破，而“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的崇祯皇帝，亦已自杀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