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铁上的“骚扰”和“辱骂”说起：车厢如何影响城市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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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在一、二线城市漂泊过的打工人，大概都会对早高峰的地铁站印象深刻。

早高峰的地铁站几乎成了工作日常的某种隐喻。相较于地上交通，地铁的行程时刻表相对更稳定，也更少受到种种意外因素的干扰 （除去因临时故障导致的整体延误） ，这也意味着人们更容易以某种惯性的方式汇入其中。毕竟，惯性带来的是降低各种决策时刻的精神损耗。对于固定乘坐地铁通勤的打工人而言，他们往往习惯每天早晨在固定时间、从一个固定入口汇入地铁站，甚至习惯在固定的某节车厢的第几个门前排队等候。经过一段规律停顿报站的路程之后，再陆续从各个站点的出口散开，爬上地面，开启一天的工作。日复一日，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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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地上交通，在地下穿行的车厢是没有景观的。人处于车厢之中，除了黑压压的人头之外，眼神都没个落点。于是，这段路程真真切切成了无意义的过渡，除了通向最终的目的地之外，别无用处。当过程失去了被吸引和被感知的可能时，它就完全变成了一个需要忍耐的东西，而任何长久的忍耐或是在酝酿某次临界的爆发，或是在没有尽头的过程中日渐磨钝了感知的触角。当人不再能觉察自己的存在时，也就谈不上感知他人的存在。在这些时刻里，城市也连带成了匿名的，就像美国作家盖伊·特里斯笔下的纽约，那些日常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似乎都没有头，没有脸，也没有个性”，只有握着扫描仪的手和同处一个车厢的脚。

更多时候，早高峰的地铁并非一次就能顺利“上垒”。人们互相推搡，赶在车门关上的前一秒挤上车厢。在车厢满载率超过200%的情况下，车厢内部几乎是挨肩叠背的样子，这时刷手机打发时间是毫无可能的，动弹不得的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随波逐流”，和人群一起随着车厢摇晃倾斜。

那些在起点站提早上车的乘客也许会幸运落座，而后在车厢内的灯光下揉搓着惺忪的睡眼，没过多久就在规律的列车运行节奏中昏昏欲睡，却大多都能及时惊醒不睡过站。迈克尔·菲什在《通勤梦魇》中就这一现象询问日本基础设施历史学家三户佑子时，对方解释称，列车的节奏其实早已蚀刻在城市居民的身体里。在日复一日的重复活动中，通勤者们潜移默化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承诺感，克服种种客观物质限制以参与到集体之中，看似最终达成了一种集体性的规训。

《地铁》（ Underground ，1928）剧照。

然而，矛盾始终存在。“挨肩叠背的车厢让人喘不上气来，风扇卷起吹散了带有洗发水、香水、肥皂味道的体香，也扬起了咖啡的余味、烟灰的臭气、汗臭以及各种由压力和腐烂产生的不可描述的气味。”在菲什看来，这些存在于系统中的各种具体和抽象的矛盾始终与通勤者们日复一日的通勤行为存在联系与冲突。看似已经约定俗成般地顺畅运转背后，在边缘光滑的集体内部实则涌动着各种相当复杂的情绪能量。

当安静成为最高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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