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福柯在“什么是批判？”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康德对启蒙的看法和康德的批判理论之间的距离或差异。 这就涉及康德如何相对于启蒙来界定他自己的批判理论。 康德关注启蒙， 就是关注他所处的现在。要理解人类现在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什么阶段，首先就要理解人类理性的发展阶段。人类是否成熟，首先取决于人类理性是否成熟。 现在人类正处于关键时刻，尤其需要批判， 因为批判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正当地使用理性的前提条件， 由此才能确定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对理性的不正当使用正是导致独断论和他律的原因。要人成熟，要理性自主和自律，必须对认识进行批判。 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德的批判理论就成了启蒙的先决条件，或者成为启蒙的前言。换言之，康德把启蒙纳入到他的认识批判理论当中，也就是从批判理论的框架来解读启蒙。 可这样的认识论批判却和启蒙拉开了距离。 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这一距离。首先，批判针对治理， 而康德的批判理论却针对人的认识，或者说把批判矛头转入认识领域。其次，批判突出的是人的不愿臣服的态度，尤其是治理领域中的不臣服态度，而康德的批判理论却会使人幻想在达到成熟之后，理性完全自主、自律，不再需要别人对他说“要服从”， 因为人的理性自律会使他自觉服从，好像人可以由此摆脱治理。
依福柯之见， 由于康德在启蒙和批判理论之间引进了差异， 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使人从认识方面来考虑启蒙，分析方法就是“对认识的历史模式合法性进行调查”。很多人都使用过这种方法， 旨在调查认识对自己有什么错误观念，面临什么滥用，并和什么统治相连系。 针对这一由康德开启的批判传统，福柯提出了所谓“事件化”方法，其要旨即是个别化、实证化。从认识方面寻找权力滥用的原因，调查知识在什么地方被权力利用，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就在于把知识和权力分开，然而在福柯看来，知识和权力在根本上是无法分开的。 并没有一方面是知识，是中立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则有权力，尤其是坏的权力对科学知识的利用。 任何知识的形成、积累、保存、传播等都离不开权力；反过来，任何权力的运行都需要知识，如基督教牧领制权力就需要了解信徒的所有个人情况，就像牧人必须对羊群、对草地质量和分布都要具备丰富的知识，近现代规训权力则离不开对个体的心理、行为特征、消费、性行为、生育等各方面的认识。 与其从认识方面提出启蒙问题，福柯建议尝试相反的道路，从认识和统治的关系来提出认识问题，而出发点就是批判态度，就是摆脱不成熟状态的态度。 福柯建议重归启蒙，重归批判，这里应该还有一大原因：康德的批判理论旨在为认识划定不可逾越的界限， 由康德开启的这种批判传统注重批判理性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失误，这样的批判重在限制，而启蒙的批判却在于勇敢，在于冲破限制。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与康德的文章同名）一文中建议：以必然限制为形式的批判，这是指康德的批判，必须把这种批判转变为以可能的突破为形式的实践批判。 而福柯在“什么是批判？”的演讲中提出的批判思想恰恰在于给人们展示一个开放领域，说到底，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或者权力关系，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永远和可能性，和可逆性，和可能的颠倒相连系。
批判，批判态度，就是不被过度治理的艺术。 福柯的这一定义，一开始就把批判界定在治理范围内。 不愿被治理，就是不愿这样被治理，不存在根本不愿被治理的问题，不存在彻底的无政府主义。人只要生活在人类社会，就必然有治理问题。批判的对象仅仅是“过度”。批判通常在哪些问题上展开？批判可以表现为不愿这样被治理，这意味着被治理者不喜欢这样的治理方式，但可接受其他的治理方式。批判可以表现为不愿由这些人治理，这意味着被治理者可接受另外一些人的治理。批判可以表现为不愿以这样的原则之名，这意味着被治理者可接受另外的名义。批判可以表现为不愿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这意味着被治理者可接受另外的目的。批判可以表现为不愿通过这样的手段，这意味着被治理者可接受另外的手段。批判可以表现为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这意味着被治理者可接受另外的代价。 总之，任何治理都必须由某些人主导，都必须打出某个旗号，都必须有一定的目标，都必须有一定的手段，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而批判也恰恰在这些方面进行。批判一方面质疑治理，怀疑治理，试图限制治理，但批判在根本上又与治理不可分割。所以福柯说，批判既是治理的对手，又是治理的伙伴。 现代治理术的兴起，就伴随着各种抵制治理的声音。 有什么样的治理，就有什么样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