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罗贻荣与戴维·洛奇有着三十多年的交往和合作，从洛奇作品的翻译到其文学理论的研究，再到面对面的交流，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洛奇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也是一位慷慨、友善、积极的合作者。罗贻荣对洛奇作品的热爱和对其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推动了洛奇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洛奇去世后，罗贻荣表示将为失去这样一位朋友而感到骄傲，并感谢洛奇对他职业生涯的影响和带来的积极、美好的东西。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罗贻荣与戴维·洛奇多年的交往和合作
从洛奇作品的翻译到其文学理论的研究，再到面对面的交流，罗贻荣与洛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关键观点2: 洛奇作为作家和合作者的品质
洛奇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也是一位慷慨、友善、积极的合作者，其作品的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在中国得益于罗贻荣的努力。
关键观点3: 罗贻荣对洛奇作品的热爱和研究的贡献
罗贻荣对洛奇作品的热爱和对其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推动了洛奇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
关键观点4: 洛奇去世后的纪念和感激
罗贻荣为失去这样一位朋友而感到骄傲，并感谢洛奇对他职业生涯的影响和带来的积极、美好的东西。
正文
国内首个中译本《小世界》
《小世界》首个中译本的出版受益于戴维·洛奇的慷慨和王逢振先生的努力。应出版社委托，王逢振老师通过他的朋友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魏尔丁（Michael Wilding）联系洛奇，说服洛奇同意赠送版权，洛奇还发来中译本“代序”和签名肖像照。《小世界》出版后，我于1993年9月给洛奇写信并寄去样书，告诉他《小世界》在中国反响热烈。他回信表示感谢，说很高兴得知《小世界》受到中国读者喜爱，还说一位采访他的中国女士（应该是记者恺蒂）已给他带去了这本书。这是我们之间交往的开始（当时主要通过航空邮件或者传真，1998年后主要通过电子邮件）。初次交往，他给我留下友善、坦诚、积极合作的印象，这是我们之间逐渐建立信任和友谊的基础，某种程度上也是此后我持续翻译和研究戴维·洛奇的部分动力。洛奇去世后西方多家媒体的报道提到洛奇为人，“睿智”“善良”“慷慨”“谦逊”是频繁出现的用词。
译完《小世界》后，我在教书之余着手戴维·洛奇“校园三部曲”中另两部小说《换位》和《美好的工作》的翻译。记得那时常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睡一会儿起来又接着准备当天的课，然后上课。《小世界》的“走红”似乎并未给随后国内洛奇小说的出版带来太大的可乘之东风。重庆出版社有意继续出版洛奇其他作品，但仍希望免费或者以他们能接受的标准获得版权，并委托我联系《换位》版权事宜。当时国际版权法在国内生效不久，国内出版业面临经营上的困难，部分出版社无力支付原著版税或者说对执行新规还不太适应，译者往往要充当版权协调人的角色。而这一问题将考验我对洛奇小说和文论翻译的热爱，在某种意义上也将反复考验我和戴维·洛奇之间的友谊。我硬着头皮联系洛奇，向他解释国内出版业近年的困难，洛奇将我的信转交给版权代理机构（Curtis Brown Ltd），说他们会联系我，通过该机构在台北的远东副代理沟通鉴定合适的合同，并说他们理解国内出版业的经济困难。然而，出版社支付得起的版税不及对方出价的三分之一，差距太大。我通过传真发信给洛奇，再次详述国内翻译出版业不景气的情况，并讲到我的一位做翻译的同事自费七千元出版佩吉·莫兰德（Peggy Moreland）的一部小说中译本之事，希望他能说服版权代理人做些让步。现在想来，自觉这一请求有些强人所难。我完全理解，事涉原则，作者本人不便一再干预版权机构的运作。长达两年，最终协商未果。我后来调到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通过同事结识当地出版社编辑，对方同样要求我联系版权事宜，同样无果而终。事情在1997年出现转机，还是在王逢振先生的努力下，由刘英武任责编的作家出版社“戴维·洛奇文集”在1998年推出，包括《小世界》《换位》《美好的工作》《小说的艺术》《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天堂消息》六部著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戴维·洛奇是作家出版社为其出版个人文集的第二位当代小说家，第一位是米兰·昆德拉。此次出版社直接跟代理方达成了版权协议，我除了担任两部小说的译者，负责协调确定其他译者，同时，一半出于友谊一半出于兴趣，我还负责部分作品的修改润色。作家版“文集”的出版掀起了中国戴维·洛奇著作出版的第一个小高潮。
作家版《换位》《美好的工作》
1997年洛奇给我寄来他的小说新作《治疗》，读后我很有兴趣将它翻译过来，完成《美好的工作》的翻译后我便着手准备，并建议作家出版社购买其版权，扩大“文集”规模。但可能跟出版社人事变动有关，此事一年多没有结果。1999年在青岛的一个翻译出版界活动上，我结识《译林》的王理行先生，他是一位本人也做翻译和翻译研究、有学术眼光的出版人，他说现在出版社讲经济效益，出纯小说经济效益不好，但愿意考虑《治疗》选题。他同时给了我一本美国畅销书
The Simple Truth
(《简单的真相》)的翻译任务，我虽不大情愿做通俗作品翻译，但痛快地接受了。1999年6月9日，洛奇给我来信说他的经纪人收到译林出版社购买《治疗》简体中文版版权的申请。两天后他又告诉我，他们在和译林签订的合同中提了一个条件，就是要由我担任译者，还问我“是否能够和愿意接受”。这一信任让我感动。
译林版《治疗》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资讯还比较匮乏，互联网资源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便捷，记得我在翻译过程中，许多次将一段时间内积累下来的翻译和研究问题列成清单发给洛奇请他帮忙解答，每次十几条，有时还加上“文集”其他译者发给我的问题，而他每次的解答都及时而不厌其烦，有时还给我寄来参考资料。当然我发给他的是我查阅所能找到的所有图书馆工具书和资料，并请教所有能提供帮助的同事和专家之后剩下来的疑难问题，我的原则是尽量少打扰他。最近十多年因为国内资讯较为发达且洛奇年事已高，我很少向他咨询翻译中的具体问题。
自从我们建立联系后，每有新作出版，洛奇都给我寄来签名赠阅本，偶尔是应我的请求为之。2001年《治疗》翻译完稿后，我的翻译工作间断了较长时间。那时因为我感到要更好理解和深入研究洛奇的创作和文学理论，必须读些巴赫金的著作，恰逢同事孟华教授主持“符号学新视野”丛书，于是将我的《走向对话》列入计划，撰写历时五年。该书有一个专章以巴赫金对话理论为视角讨论戴维·洛奇小说创作。
戴维·洛奇的签名赠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