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早期规范西方同性恋关系和实践的主要是宗教话语。在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传统的分裂使欧洲难以继续维持一种建立在独特的超验价值观基础上的公共行为规范，神圣与罪恶的宗教观逐渐不再成为公共领域中关于性行为的定义方式。到了２０
世
纪初，科学的价值观
（尤其是医学）取代了基于神学原则的共识，对灵魂救赎的关注越来越少，而对身体及其健康的关注则越来越多。约翰
· 博斯威尔 （Ｊ
.
Ｂｏｓｗｅｌｌ）
认
为，这种转变最终导致中世纪关于同性恋行为的渎神思想被转变成疾病与变态的观念；从此，这种病态以各种方式被概念化为遗传学的
“特征”、心理学的“症状”以及“倾向”或“偏好”，这些本质性的术语表明同性恋是固有的属性而不是外来的，它将欲望描述为弗洛伊德式的寻求发泄的力比多 （性欲）常量。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尽管同性恋行为在跨文化中普遍存在，但其意义在各种文化中不尽相同，其社会呈现形态各有差异。“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 这 种 １９ 世纪的表述被认为过于僵化、武断，无法表达人类性实践和身份的可塑性和多样性。与此同时，通过性研究者和活动家的不断质疑，“异性恋”作为一种性取向或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被动摇，虽然它仍然是性态的支配性模式。
性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同构原则。类似于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异性恋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和社会权力结构的表达形式，它赋予异性恋优越的特权。异性恋主义通过各种主体化过程而产生恐同症主体，尤其是自我憎恨的同性恋者，并最终生成艾德丽安·里奇 （ＡｄｒｉｅｎｎｅＲｉｃｈ）所谓的 “强制性异性恋”。在异性恋的思维模式中，认同和欲望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自我认同为某种性别，就必须对另一种性别产生欲望；而同性恋者消解了这种想当然的关联性。在无处不在的异性恋主义铁幕的笼罩之下，同性恋者在同性欲望、家庭责任、出柜压力、恐同症、社会污名以及对艾滋病的恐惧中痛苦地挣扎。同性恋欲望如异性恋欲望一样，只是对欲壑的一种任意划分，而欲望本身是多形态的和未分化的，在这种意义上， “排他性同性恋”的表述是一种想象的谬误、误识或意识形态的错觉。在现代大多数西方文化中，性取向被理解为 “同性恋－直人” （ｇａｙ－ｓｔｒａｉｇｈｔ）的二分法已经很少见。许多学者的立场与研究取向，诸如 “同性恋角色”、“内部／外部视角”等，都是为了消解
“
同性恋－ 异性恋”的二元对立。同性恋仅是诸多性少数族群中的一种，此外还有那些自我认同为 “既不是同性恋也不是异性恋”（比如 “无性”） 的人，还有诸如双性恋、跨性别者、“易装皇后” （ｄｒａｇｑｕｅｅｎｓ）、虐恋和恋物癖者等。显然， “同性恋－异性恋”这种二元对立式的划分忽略了性态与社会性别的多样性。人类性本能的对象和满足方式可以非常广泛和多变，其对象可以是恋人 （包括 恋 童、 恋 老 等）、
恋
动物、恋衣物、恋尸和恋脚等；其满足方式也可以从露阴 （癖）、偷 窥 （癖） 到各种类型的性行为以及性施虐、受虐、奸尸、兽奸和
排
粪淫等。此外，性欲和性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协商的、持续终身的过程。任何固定的分类体系与框架会限制个体实现完整、真实的自我认同。
同性恋理论家对诸如主体／客体、内在性／外在性之类的界限提出了疑问，尤其是对自我／他人的 二 元 论 提 出 挑 战。性 身 份 并 不 必 然 附 属于自我，也并不一定存在于自我内部并能够表示自我。同性恋身份或角色也并非是结构化的，诸如主动／被动、男子气概／女 性 气 质 以 及 男 人／男孩等都是过于绝对和简单的划分。在周华山看来，如果将同性爱欲视作一种表演、一种行为、一种社会角色、一种可能性和一种任何人都可以经历和体验的潜在特质，那么在 “同性恋－异性恋”之间想象的 “我们－他们”的二元论和恐同症将会失去其坚实的基础。任何一种身份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个体的身份无法从其性别、 种族、性态、民族、阶级地位以及年龄等要素或属性中剥离开来。因此，不能将 “同性恋”与其他身份构成或差异类别分开进行考虑，也不能脱离意识形态背景而对 “男同性恋” “女同性恋” 的类别进行概化。诸如 “ｇａｙ”“ｌｅｓｂｉａｎ”这样的新身份 类 型 也
不 会 自 然 而 然 地 比 “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这样的陈旧身份更具适应性和展延性。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同性恋活动家认为对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界定可能反应了一种强烈的政治意愿，他们“欲把同性恋社群凝聚在与异性恋社会完全对立的一种明确的、排他性的身份认同之下”。在他们看来，同性恋族群的自我认同与边界划分是社会行动的动员策略。
杰弗里
·威克斯 （ＪｅｆｆｒｅｙＷｅｅｋｓ）认为，同性恋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是探讨特定社会中针对性行为之独特控制形 式 的 各 种 条 件。在 建构主义范式的主导下，人们主要关注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 “制造”同性恋－异性恋主体的过程，这使我们最终离开本体论领域 （即同性恋是什么）而进入到社会和话语形成的领域 （即同性恋身份是如何形成的）。建 构主义揭示了同性恋研究中的 “种族中心主义”偏向。然而，在斯蒂文·赛德曼 （Ｓ．Ｓｅｉｄｍａｎ）看来，建构主义范式并没有将这种批评意识运用到自身的话语中。解决
这种困境的可能途径之一是采取后结构主义的策略，后结构主义倡导从一种以个体作为主体创造自身的人文主义视角转向一种结构性的秩序，从抵制性的同性恋主体转向分析同性／异性符码以及广泛意义上的关于观念、知识和文化的结构模式。１９２０
世
纪９０
年
代的酷儿理论建立在与异性恋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基础上，这种具有高度涵括性和包容性的理论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性学思想。酷儿理论将异性恋－同性恋二元论看作是一种建构自我、性知识和社会机构的总体性压制框架。这种与性系统相关的二元划分的权力／知识体系产生了僵化的心理和社会边界，并进而生成统治制度和权威等级组织。酷儿理论将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以及其他性身份都视为具有历史偶然性的范畴，它们都不是超历史的现象。这种观念反映出对原先性形态分类学的拒斥
（如同性恋、异性恋、恋物癖、鸡奸者等），这些性类型是通过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的性学话语而确立的。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代表了西方性史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之前被法律和医学／心理学诊断的性少数群体和越轨者被塑造成彼此竞争的话语群体，并设法重新协商其身份。酷儿政治成为一种后现代版本的身份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