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是一个正游离在灰色地带的空气币传销组织，在澳门，说起话来不再需要遮掩，他们时不时把类似“最安全的平台中唯一一个最暴利的，最暴利的平台中唯一一个最安全的”的口号挂在嘴边，以点燃团队的热情。
贵宾厅里的每一个研讨会，都叫做众筹，头目私底下告诉安妮，下一个买什么，“一定会翻20倍以上”，并很坦率地说，“一两年之内没有问题，之后我不能保证。”
安妮很清楚，这些开在公司贵宾厅里的账号实际是用来做什么的，他们在国外操作一圈，币值百倍地增长，再通过国际银行流到赌厅的贵宾账户里，“澳门政府也许可以监视我们公司的账房，但没有权力监视我们的客户，澳门的（贵宾）账户都是独立的”。
她已经飞了无数次金边，这个架设着此组织的境外服务器的大本营，在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郊外会场里，举行着万人盛典，这个组织的300万注册用户里，能被请去柬埔寨的一定是贵宾。
对安妮来说，这种场面让她热血贲张，那些正冲昏脑袋的国人很容易就来澳门玩一把，成为她的客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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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 /
2013年前，她在北京，朋友叫她作菲菲，尽管真名里有个“丽”字，但鲜有朋友知道。
来到澳门后，她开始叫安妮，这个名字也起得万不得已。
“菲”字在行业里有飞牌的意思，对博彩公司来说极不吉利，另外，她有个和笔友通信的笔名叫思妍，澳门人也不能接受，这在广东话里没法念。
她这种直接帮着公司揽大陆客的角色，名字一定要上口，让客人记得住，所以老板重新赐名。公司里，安琪、佳琪、洁琪一字排开，把一切关于大陆的往事远远抛在身后。
车停在永利跟前，中场赌厅有入口和出口两个通道，安妮一忙了就冒失，不自觉闯了出口，被葡裔的门僮拦住，再走一遍。
她来澳门的第一份工作就在永利，但是她仍在这座一千零一夜似的迷宫前投以陌生而茫然的眼神。
我们穿越一路的白木皮做软包的廊道，数不清的洛可可式雕花木纹、螺旋楼梯和发着金箔之光的镜子，在贵宾厅外的红地毯上绕了一圈，终于在中场的角落里找到一个叫“红8粥面”的餐厅。她极力说这家好吃，自己却没吃过几顿，即使饿了一天，她对肉类丝毫没有胃口。
借着餐厅的围栅外角子机的流光溢彩，我终于看清这张多年未见的脸。
2012年，她第一次在脸上做文章，三千块一针的肉毒杆菌，两个腮部各一针，本是粉嘟嘟的浑圆的脸，瞬间水肿得无法进食，医生叫她等两个月，腮部自然收窄。
那时，她是一个每天在客厅里嚷着自己胖的女生，“不行了，我怎么那么胖？”，以至于北京的室友们对她反攻，“你这个样子还胖？”在上班族的眼里，这个由一个从不露面的男朋友养着的“白富美”简直就是瞎闹腾。
后来，肿消了，雪白的圆脸那浑然天成的下颌面上，有了石膏打磨般的棱角，她开始垫鼻子，把那根青蒜般秀丽却微微扁塌的鼻梁垫成了尖削的山脊，仿佛一根鱼脊骨即将破皮而出。
今年，她在广州做了三次自体脂肪填充，光是眉骨上的一道抬头纹就填了三万块，正如跟她同来的大陆女孩，安妮早已习惯了和医美共生共处。老板建议她再去填一个太阳穴，可让颌部显窄。
“打完肉毒杆菌，脂肪就会溶解，咬肌肌肉萎缩了会变僵硬，吃东西之后它又变得越来越大了。已经没办法了，我现在只能减肥，然后把脸上填得饱满一点。”
她哀叹了几声，仿佛事态很严重，随着30岁这道鬼门关在迫近，她的口头禅从“不行了，我怎么那么胖”。不自觉变成了“不行了，都老了”。
安妮有一双清澈而迷人的眼睛，扑闪起来还有几分未消逝的懵懂，有段时间她的体重超过50公斤，老板叫她“胖妮”，因为笑起来还是露出唇红齿白的乡野气，两个鸡蛋般又光又紧的苹果肌上泛出红晕，老板喊她“阿花”。
“阿花”还有一层意思，指她有点傻，老板说，她精的时候太精，傻的时候太傻。做这行千万得情商在线，但她总说漏嘴。
比如，两个客人和老板喝酒，她会冷不丁提起另一个不在场的客人，跟老板说那个人过两天要来。后来老板把她数落一通，“你傻啊，你明知道他们俩都不喜欢他还提。”老板是个做事不苟，死抠细节的台湾人。
穿着一身帅气的迪奥西装，梳着丸子头，脚上是一双价格不菲的小白鞋，肩上背着个香奈儿小香风菱纹格链条包。
安妮不觉这一身打扮有何考究，上班规定了只能穿黑白两色，绝不准在客人面前穿裙子或短裤，在夜总会里，这一身职业操守就更为重要，必须跟模特及小姐严格区分开。
安妮的词库难以给这份职业定性，她说自己并不是女公关，更不是帮赌厅拉客来赚取码佣的叠码仔，而是公司“市场拓展部专员”。
“你看《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里的汤唯才叫‘赌厅中场的女公关’，我们是市场拓展部门”。
如果说《北京遇上西雅图》里，汤唯是一个穿着工装在中场的散台间逡巡着、捕猎着潜在VIP的女公关，安妮就是一个只针对VIP的女公关，更上了一层楼，但限于大陆身份，她不能公开亮相。
“我们不在散台混，我们的客人至少500万起步，下注金额起码3000块”。
她没有想到这辈子会从北京来到澳门。当年，她还心不在焉地读着北京大望路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不脱产制硕士班，一三五上课，她总是不去。
在内蒙炒房地产的男朋友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把她惹得心神不宁，她就去东北菜馆子和男友在北京的一众搞地产开发的朋友喝大酒。
书才读了一年，学生会在邮箱里发了一个澳门永利酒店的招聘帖，虽然安妮还没毕业，但她太想离开北京了。
“我给了老师两万块钱让她把我推荐给永利的HR嘛。”她坦言当年是“贿赂”来的面试机会。
当年，澳门只有永利这一家博彩集团来学校招聘，职位是slot marketing，即在中场做客人的会籍登记和管理。只持一张硬是提前考来的毕业证，她就一人登上飞澳门的航班，学校其余陆续来报到的都是读酒店管理的应届生。
安妮很快就明白，在澳门，大陆人其实无法从事一切跟博彩业相关的职业，说白了，就是不能靠近赌桌的。
“你看凡是场面上你能看得到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一个是大陆人，除非是台湾人。澳门政府为了保证自己人的就业机会，不允许外地人来抢饭碗”，我们的目光越过兀自发着机械的招徕声的角子机，转向金碧辉煌的中场。
即使工作日的半夜赌客寥落，但她想起刚来时这里犹如豪华邮轮的头等舱宴会厅般的喧阗，她抱着会员资料在赌桌间穿梭，经理会告诉她们某一个时段必须统统躲在楼上办公室，因为警司要来巡场。
“台湾人为什么就可以？”我的这个问题让她愣了愣，之后她归结为多少有地域歧视的因素。
然而现在她不再是中场的小猡猡，她出没在设于各大赌场的自家贵宾厅里，并是老板身边最红的市场“一姐”，如果说老板一定要带一个女公关招呼重要的客人，肯定就是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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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公关”的养成 /
在澳门，只要投靠到强大势力的羽翼之下，就自然安全地入港，老板帮她弄到了港澳双地的多次往返商务签，安妮大方地拿出通行证向我展示。
“这就是蓝卡吗？”我问，“这就是蓝卡，三个月签一次。”她似乎把通行证和一种特发给外地雇员的居住许可证混淆了。
那位外号“泥鳗”的台湾老板曾是天道盟某分堂的角头，半路出家，在澳门这个由葡京、太阳城、永利、金沙等巨无霸分占的弹丸之地觅得了一杯羹。
四年前，公司与太阳城互相参股的第一个贵宾会在菲律宾开业，是吴宗宪主持的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