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受害者的集体诉讼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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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监管机构从来都要面对三座大山，经费来源的匮乏，运作独立性的缺失和公共监管的缺位。 这三点都造成了监管机构的寻租冲动，这使得监管者不断地被监管者俘获。

这次的长春长生的疫苗事件，几乎就是三株营销手段的翻版——高额的销售费用，医药研讨会的赞助，基层购药回扣……手段简单到让人发指，就是把疫苗当成保健品卖，又准又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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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关于三鹿奶粉的质量问题就已经开始在网络流传，卫生部在当年7月份就接到了大量的婴儿肾结石报告，医生怀疑与三鹿奶粉有关，同时质检总局接到投诉消息，但都毫无作为。

事情的变化是新西兰政府的介入。

2008年8月2日作为三鹿股东的新西兰恒天然公司要求召回奶粉，可是中方不予理会，之后恒天然将奶粉问题反映到新西兰大使馆和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还是无视。

不过消息传到了新西兰总理的耳中，9月8日，新西兰方面绕过地方政府直接向中央政府报告，才掀开了三聚氰胺事件，后来牵扯出近30万的“结石宝宝”。当时运动式的执法堪称疾风暴雨，三鹿乳业董事长以及党委书记田文华被判无期，副总经理王玉良15年有期徒刑，副总经理杭志奇有期徒刑8年，总经理助理吴聚生被判5年有期徒刑，涉及处理官员30多位。

中国乳业，尤其婴幼儿乳制品从此信用归零。

但，这更多是在化解一场公共危机，满足了舆论诉求——坏人被惩罚，正义得到伸张，但受害者并没有得到应有安慰。当时给出的补偿方案是，死亡病例补偿20万元，重症病例补偿3万元，普通症状补偿2000元。

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一些受害者在志愿律师的帮助下寻求司法救济。

2009年3月2日，时任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对媒体说：

“受到婴幼儿奶粉不同程度损害的30万婴幼儿95%以上都已经接受了企业的赔偿。少数患儿的家长没有接受赔偿，准备向法院提起赔偿的诉讼。人民法院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工作准备，随时会依法受理赔偿的诉讼案件。”

但舆论风暴过去之后，受害者并没有得到补偿和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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