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梁启超虽然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直接参政，在民国初期又一度以政府要员身份直接从政，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学者、思想者和舆论家。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他那一千多万的文字。但他的文字又是相当关心政治的。
且不说与他去世后数十年里笼罩性地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政治家如毛泽东、思想家如鲁迅等相当不同，即便是和与他同时的启蒙思想家如康有为相比较，梁启超也和他们有诸多差别。比如说，他没有康有为的那种“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的否定精神和气概，也没有那种向往“大同社会”的政治完美主义，或者说即便在一个短时间里服膺，但他的一生，尤其三十岁以后，他更多的还是考虑现实政治的弊病和改善。他渴望新知，可能容易比较轻信新的观点，但也比较虚心，能够不断反省、坦白和批判自己的“先见”和“成见”。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溥仪复位。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然而，尽管可被视作早期也是真正启蒙时代的主将，但如果不是从上世纪前半叶，而是从上世纪后半叶观察，梁启超的身影是相当被遮蔽的，甚至是相当另类的。后来的普通人也往往知有鲁迅、郭沫若，而不知有梁启超和胡适。甚至迄今许多大陆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思想资源也主要还是来自鲁迅。
而我发现，台湾乃至海外的一些比较独立和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却多来自梁而非鲁。
梁启超其实是早期启蒙的思想正宗，而启蒙在中国近代史的早期才是主流，后来则在汹涌的革命浪潮冲击之下变为支流。
而梁启超在早期启蒙巨子中尤显特别的地方，又在于他既坚持启蒙和思想解放，又具有一种自我反省、修正、宽容和建设性的精神。梁启超虽然以启蒙自任，主张自己明白和认识到了的东西也要努力让别人和社会明白，那怕是先让一部分人明白起来，认为知识者负有言责，尤其如果自己还拥有某种表达的所长的话。
他对外界批评的态度是相当开放的，也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错误，随时准备“启”自身之“蒙”，经常不惜“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他没有那种“唯科学主义”、唯我正确、唯我独尊的气势或架势，甚至撰有专文“非‘唯’”。这可能是启蒙思想家中最不容易具有，因而特别宝贵的一种品质。因为，启蒙挟浩浩荡荡的“现代化”的大潮，很容易不容分说地否定传统的思想观念而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真理和科学。
梁启超也宣扬和追求进步，但也不是说总是要始终“与时俱进”，他对时代潮流有自己的反省。
在他那里，重要的可能还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对”，是努力识别和坚持正确的东西，那怕他对当时的社会主流一时间显得像是过于“超前”、或者“落伍”乃至“反动”。梁启超虽然自认自己“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但我以为他的建设性还是最多的
。
他虽然也致力于社会批判，并一度鼓吹过“破坏”，但他更多的是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是含有正面内容的政策方案，而不完全是否定的意见。他为此深入到了政治的各个具体方面，包括司法、国际关系、财政、经济乃至金融币制等等。他虽然会修正自己的思想观点，但是又不是完全的否定和抛弃过去的观点，而是会将这些观点中的有益之处仍然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中来。
如果一定要说他不遗余力地反对什么的话，他反对的只是那种极端的观点，僵化的观点，专断的观点、尤其是那种毫不宽容、不容异己的立场和观点。他的反省、修正和宽容精神也体现在他的生活和性格中，比如他在梁漱溟父亲自杀后写出没有及早回信的后悔；他晚年对协和医院医生误割其右肾的不予追究甚至不声张的宽容态度等等。
梁启超的启蒙思想风格如此可能有他的性格原因，也有他的历练和善于学习和反省的态度，其中也包括他在国外多年的经验，他在日本生活多年，也曾经对美国和欧洲有过较长时间的访问。另外，他也有进行实际政治活动，包括担任政界要职的经验，这些可以说都起了作用。
所以说他虽基本上还是一介书生，但没有那种文人习气和浪漫幻想，尤其在考虑政治问题的时候，具有相当清明的理性与倾听和开放的态度。他拥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孜孜不倦地渴望吸收域外新知。
他既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最大“智者”，同时从对知识的态度和风格上来说，又是一个“爱智者”。他并不想自己独自占有知识，而且对这些知识也持一种不断清理和反省的态度。他也不仅是一个知识者，他还有一种生活和政治的智慧。
可能会有人觉得梁启超的思想比较“浅”，甚至梁启超也自认如此，他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反省说：“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但这种“浅”可能更多地是属于语言文字表达的形式比较“通俗”，而即便就是内容也“浅”，正如罗尔斯所言，衡量一个思想体系的最重要标准是“对不对”的问题，而不是“深不深”的问题。有一些思想可能看起来“很深”但也“很错”，而另一些思想看起来“很浅”但却“很对”。
